人大重阳-巴塞尔协议III改革、风险管理挑战和中国应对策略-2018.9.16-52页-3mb
报告摘要
人大重阳研究报告第47期总结
核心内容
本报告系统分析了巴塞尔协议III改革对全球金融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的影响,以及中国在这一背景下的应对策略。报告回顾了巴塞尔协议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巴I到2017年巴III的演变,指出其在监管理念和方法上的重大调整,并探讨了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和挑战。
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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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发展阶段划分
- 巴I(1988-2004):以资本充足数量监管为主,关注信用风险。
- 巴II(2004-2010):引入内部模型法,推动风险管理前置,建立三支柱监管框架。
- 2010年巴III:强化资本质量,引入杠杆率和流动性监管,实现宏观审慎。
- 2017年巴III:限制内部模型法使用,回归标准法,减少资本计量差异,重建监管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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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演变特点
- 变:资本覆盖范围扩大,风险敏感性提升,资本计量复杂性和可比性变化。
- 不变:追求金融安全和公平竞争的根本目标,三支柱框架,资本作为风险管理抓手,风险全覆盖的专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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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监管的本质
- 资本监管的核心在于风险管理,而非单纯资本数量或质量。
- 从“后置监管”转向“前置监管”,即从事后损失吸收转向事前风险计量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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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发展
- 风险管理涵盖内部控制、对冲、经济资本管理三大机制。
- 经济资本管理成为现代风险管理的核心,推动全面风险管理、组合管理及战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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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的互动
- 经济资本是基于风险的业务经营管理工具,监管资本则是基于监管视角的风险控制手段。
- 两者关系理论上为:监管资本 ≤ 经济资本 ≤ 实际财务资本,但现实中由于套利,实际财务资本可能 ≤ 经济资本 ≤ 监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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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
- 资本监管有效性之困:资本要求未能有效反映实际风险,存在亲经济周期和系统性风险覆盖不足问题。
- 风险量化发展与模型可靠性之困:VaR模型在危机中表现不佳,CVaR等模型被提出作为改进方案。
- 风险转移配置之困:信用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带来传染性和系统性风险。
- 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之困:银行利用内部模型进行监管套利,外部评级滥用。
- 战略风险与风险偏好管理之困:风险管理需与战略管理结合,风险偏好管理成为关键。
- 系统性风险管理之困:个体风险对冲反而增加系统性风险,需引入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关键信息
- 巴塞尔协议III的改革方向:从鼓励内部模型转向限制其使用,标志着资本监管理念的重大调整。
-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阶段:
- 1988-1996:资本监管的初步建立。
- 1996-2010:风险治理结构改革,推动风险管理专业化。
- 2010-2017:资本管理和风险中台建设,实现风险管理第二次飞跃。
- 2017年至今:进入新常态,注重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的融合及科技应用。
- 中国金融风险与资本管理的特殊性:
- 缺乏有效的破产机制、过度依赖抵押担保、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风险背离。
- 国有资本主导、资本观念淡薄、缺乏功能健全的资本市场支持。
中国应对策略建议
- 高度重视并从本质上实施巴塞尔协议。
- 积极开展经济资本管理,推动全面风险管理。
- 建立守底线的长效机制,加强资本监管。
- 处理好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的关系,摆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境。
- 完善破产制度,建立正常的风险传导机制。
- 推动金融风险反映实体经济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 强化风险量化模型的科学性和应用管理,促进风险管理与业务结合。
- 积极探索风险转移工具,同时加强审慎监管。
- 借鉴现代资本管理机制,加强党对金融和经济活动的领导。
总结
本报告指出,巴塞尔协议III改革标志着资本监管从“鼓励内部模型”转向“限制内部模型”,反映出对模型风险和道德风险的担忧。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需结合自身特殊性,推动风险管理与资本监管的融合,强化风险偏好管理,提升资本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加强现代风险管理技术的应用与管理,以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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