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020Q2保险业运行-2020.7-15页_712kb

报告摘要

NIFD季报总结：后疫情与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养老金体系建设

核心内容概述

《NIFD季报》聚焦于中国养老金体系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和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的结构性挑战与改革路径。报告指出，当前我国养老金体系面临人口结构、养老金结构、金融结构、财富结构和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失衡问题，亟需通过结构化改革提升其可持续性与效率。改革应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引领，构建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推动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协同发展，优化财富与经济结构。

主要观点与关键信息

一、养老金体系建设面临的挑战

人口结构失衡
- 中国自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1.9%，预计2035年将突破20%，抚养比将超30%。
- 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第一支柱的财政压力，若不改革，养老金缺口将占GDP的75%（2050年）。
养老金结构失衡
- 2018年我国第一、二、三支柱养老金占比分别为74.7%、25.3%、0.0%，远低于美国的10.2%、58.1%、31.75%。
- 养老金资产规模小、结构不合理，导致制度的充足性、可持续性和完整性不达标。
金融结构失衡
- 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资产占比高达80%，而私人养老金资产尚未成为主要金融支柱。
- 人口红利时代未有效转化为养老金资产，导致金融结构失衡。
财富结构失衡
- 房地产在家庭财富中占比高（2016年达65.99%），推动“以房养老”行为，加剧房地产泡沫与土地财政依赖。
- 土地财政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51%（2018年），财富结构失衡影响经济长期增长动力。
经济结构失衡
- 养老金资产对消费有直接影响，后人口红利时代消费意愿下降，内需不足，影响经济增长。
- 人口结构变化将对投资、贸易、资本流动、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二、养老金结构化改革框架与国际经验

（一）结构化改革框架

参数式改革
- 通过提高缴费率、降低替代率、延迟退休年龄等措施减轻第一支柱财政负担。
- 日本在1985年至1999年间实施多项参数式改革，如设立国民年金基金、引入月工资浮动制等。
筹资模式改革
- 从DB（待遇确定型）向DC（缴费确定型）转型，强调“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
- 通过基金积累制、个人账户制、市场化运营等机制推动二、三支柱发展。
EET税制引导
- 以税收递延为主要特征，鼓励个人养老金积累。
- 美国通过401(k)、403b等计划，借助EET税制推动养老金发展。
基金化投资
- 通过基金投资、权益投资和全球投资提升养老金资产收益。
- 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国的养老金改革均以基金化投资为核心，推动金融市场发展。

（二）结构化改革的综合影响

结构变迁形成共振
- 人口结构变化推动养老金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型。
- 养老金成为家庭财富主体，推动消费与财富增长，同时促进资本形成和金融市场发展。
养老金改革改变金融格局
- 美国养老金资产从1980年的0.85万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27.78万亿美元，成为金融体系的主导力量。
- 养老金资产占比下降，推动商业银行、证券基金、商业保险等传统金融支柱的相对地位变化。
养老金影响国家竞争力
- 养老金制度差异成为英美与德日金融结构差异的重要分水岭。
- 养老基金是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和纳斯达克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占风险资本总额的30%~40%。

三、深化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改革的思路

加快养老金体系建设
- 将养老金发展改革提升为国家战略，列入“十四五规划纲要”。
- 成立“国家养老金发展改革办公室”，完善顶层架构，制定《退休收入保障法》和《养老金监管法》，设立“中国养老金监管委员会”。
加强第一支柱的基金积累与市场化管理
- 推行个人账户制度，建议发行30年期特别国债做实个人账户。
-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中央统筹和集中投资，允许投资股票市场（不超过15%），构建风险-收益适度的投资组合。
协调推动第二和第三支柱发展
- 推动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的长期投资，与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形成互动。
- 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推广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鼓励发展个人账户型养老金计划（如IRAs），提升参与率和市场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