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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研究·专题报告

全球气候治理：历史演进与中国应对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内生缺陷：即期减排激励不足

1. 碳排放与气候变化关系存在不确定性：IPCC气候模型存在误差，预测结果与实际可能存在偏差。
2. “搭便车”现象普遍：温室气体的公共品属性使各国难以协调，发达国家政策立场多随执政党更迭反复（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3. 收益与成本差异：发达国家减排成本较低但收益相对分散；发展中国家受限于资金和技术，减排压力更大，导致国家间减排意愿分化。
4. 跨期问题使短期减排动力不足：气候变化收益延迟，技术革新可能降低未来成本，因此各国倾向于“观望”策略。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演进：艰难的“脱碳”

1. 国际框架与协议
   • 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 1997年《京都议定书》首次提出具体减排目标，但未涵盖所有发达国家且执行不足。
   • 2015年《巴黎协定》确立2℃温控目标及NDC（国家自主贡献）机制，但各国承诺与实际减排路径差距显著。
2. 执行机制薄弱
   • 历次气候大会虽推动合作，但缺乏强制执行力（如气候资金未达承诺、转移支付不足）。
   • 2026年格拉斯哥COP26面临能源危机等现实压力，预计难以达成实质成果。
   • NDC机制下，全球排放量仍高于减排目标路径，升温风险加剧。

三、中国应对：量力而行，先立后破

1. 中国立场与策略
   •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强调发达国家应提供更多技术支持（如气候资金未达承诺）。
   • 单位GDP能耗与碳排放目标与经济转型需求平衡，非化石能源占比逐年提升。
2. 政策启示
   • 全球气候目标与执行存在鸿沟，需避免政策过度激进化导致福利损失。
   • 低碳转型应“先立后破”，防范运动式“一刀切”，保障能源安全。
3. COP26预期与挑战
   • 格拉斯哥会议可能疲软，美欧推动力度受限于能源危机，全球减排合作仍面临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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