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29-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借贷便利工具有效性研究——来自银行信贷投放的证据_20页_12mb

报告摘要

中国借贷便利工具有效性研究总结

核心内容

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银行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研究借贷便利工具对商业银行贷款投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借贷便利工具能够通过合格担保品渠道显著促进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增长，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果逐渐增强。

主要观点

借贷便利工具是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的重要方式，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不同于传统的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
借贷便利工具在经济新常态下被央行定位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而非危机下的临时性工具，具有支持信贷合理增长的重要使命。
商业银行获取借贷便利需要提供合格担保品，因此合格担保品的规模和种类直接影响借贷便利的实施效果。
借贷便利工具在政策实施初期效果有限，但随着规模扩大、操作期限延长以及利率下降，其对贷款投放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
借贷便利工具通过提高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降低融资成本、改善流动性等渠道对贷款投放产生积极作用。
借贷便利工具在实施过程中有效避免了贴现窗污名效应，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参与意愿。

关键信息

一、制度背景

国际经验：借贷便利工具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被广泛使用，但其对商业银行贷款投放的效果存在争议。
美联储经验：美联储的借贷便利工具主要用于流动性救助，存在污名效应，难以有效促进贷款增长。
欧央行经验：欧央行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对银行贷款投放有积极作用，且被作为常规工具长期使用。
中国实践：中国借贷便利工具包括常备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是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主流工具。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数据样本：选取2009—2017年100家商业银行的年报数据，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
识别策略：以商业银行持有的合格担保品占比作为分组依据，构造实验组和对照组，使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借贷便利工具的政策效果。
变量定义：
- 因变量：贷款规模（LoanAsset 和 lnLoan）。
- 自变量：借贷便利工具的创设（Post）和商业银行是否为实验组（Treat）。
- 控制变量：银行规模、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

三、实证研究与分析

借贷便利工具对贷款规模的影响：交乘项（Treat×Po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借贷便利工具显著促进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增长。
动态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借贷便利工具对贷款规模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强。
作用机制：通过模型（3）分析，发现借贷便利工具（SMLF）与合格担保品占比（Collate）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说明借贷便利工具通过合格担保品渠道促进了商业银行贷款投放。
工具差异：MLF的作用比SLF更强，与MLF的规模大、操作频率高、期限长有关。

四、稳健性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2014年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贷款规模无显著差异，表明政策创设前后的趋势一致。
分组调整：用向中央银行借款占比重新划分实验组和对照组，结果保持一致。
删除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剔除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后，结论依然成立。
随机分组检验：随机分组后，交乘项的回归系数接近于0，且犯第二类错误的概率仅为1.4%，表明研究结果具有可靠性。

结论与启示

借贷便利工具可以有效促进商业银行贷款投放，且其效果随时间增强。
借贷便利工具的政策效果依赖于合格担保品的规模和种类，央行应优化担保品管理框架。
借贷便利工具在操作期限、投放规模和利率设定方面具有优势，应进一步探索其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作用机制。
借贷便利工具的实施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融资成本，提高其贷款投放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参考文献

Adrian, T., and H. S. Shin, “Prices and Quantities in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 2009 (396).
Andrade, P., C. Cahn, H. Fraisse, J. S. Ephane, and M. Esonnier, “Can the Provision of Long-term Liquidity Help to Avoid a Credit Crunch? Evidence from the Eurosystem's LTRO”,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9, 17 (4), 1070-1106.
Armantier, O., E. Ghysels, A. Sarkar, and J. Shrader, "Discount Window Stigma during the 2007-2008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 118 (2), 317-335.
Duygan-Bump, B., P. Parkinson, E. Rosengren, G. A. Suarez, and P. Willen, “How Effective Were the Federal Reserve Emergency Liquidity Facilities? Evidence from the 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Liquidity Facility”,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3, 68 (2), 715-737.
欧阳志刚、薛龙，“新常态下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对特征企业的定向调节效应”，《管理世界》，2017年第2期，第53—66页。
侯成琪、黄彤彤，“流动性、银行间市场摩擦与借贷便利类货币政策工具”，《金融研究》，2020年第9期，第78—96页。
王永钦、吴娴，“中国创新型货币政策如何发挥作用：抵押品渠道”，《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第86—101页。
邓伟、袁小惠，“中国货币政策创新工具：产生、比较与效果分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23—30页。
余振、顾浩、吴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机理与实施效果——以中国央行PSL操作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第36—44+69+134页。
元惠萍、吴明州、刘堂勇，“常备借贷便利与逆回购操作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财贸经济》，2018年第7期，第65—80页。
潘敏、刘姗，“中央银行借贷便利货币政策工具操作与货币市场利率”，《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3期，第48—62页。
孙国峰、段志明，“中期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研究——基于商业银行两部门决策模型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16年第16卷第1期，第349—370页。
孙国峰、蔡春春，“货币市场利率、流动性供求与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对货币市场利率波动的新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第33—44+59页。
Berger, A. N., L. K. Black, S. Bouwman, and L. Dlugosz, “Bank Loan Supply Responses to Federal Reserve Emergency Liquidity Facilit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17, 32 (10), 1-15.
Berger, A. N., R. A. Roman, and J. Sedunov, “Did TARP Reduce or Increase Systemic Risk?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Aid on Financial System Stability”,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2020, 43 (7), 100810.
Helwege, J., N. M. Boyson, and J. Jindra, “Thawing Frozen Capital Markets and Backdoor Bailouts: Evidence from the Fed's Liquidity Program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7, 76 (3), 92-119.
Covitz, D., N. Liang, and G. A. Suarez, “The Evolution of a Financial Crisis: Collapse of the 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Marke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3, 68 (3), 815-848.
孙国峰、蔡春春，“货币市场利率、流动性供求与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对货币市场利率波动的新分析框架”，《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第33—44+59页。
彭俞超、方意，“结构性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经济研究》，2016年第7期，第29—42+86页。
郭晔、房芳，“新型货币政策担保品框架的绿色效应”，《金融研究》，2021年第1期，第91—110页。
黄振、郭晔，“央行担保品框架、债券信用利差与企业融资成本”，《经济研究》，2021年第1期，第105—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