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联储-大流行时代的通胀驱动因素和全球溢出效应（英）-58页_2mb

疫情期间通货膨胀驱动因素及全球溢出效应主要发现

在2020-2023年间，各国经历了四十年未见的高通胀。本文通过多国多部门新凯恩斯模型，量化了三次通胀上升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

• 第一阶段（2020-2021年）： 主要由负向供给侧冲击引发，特别影响生产要素（劳动力、中间投入）和生产流程中的互补性。全球供应链瓶颈和需求相对下降，导致商品价格迅速上涨。

• 第二阶段（2021-2022年）： 积极需求冲击（如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扩大了供需失衡，加剧了通胀。刺激措施在通胀初期具有强烈的推动作用。

• 第三阶段（2022年起）： 能源价格上涨（特别受俄乌战争影响）显著推高了通胀，尤其是在欧盟。能源供需的商品特性凸显其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差异。

模型关键机制：

• 全球价值链（GVC）的互补性决定了国际通胀冲击的传递。每个国家的通胀受到所有国家和部门冲击的影响，程度由该国对外国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国外多马权重）决定。
• 名义工资刚性在疫情背景下造成了劳动市场的不对称影响，影响了通胀对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反应。

量化分析结果：

• 从供给侧冲击开始的通胀，全球价值链放大了价格传递效应。
• 财政刺激对美国通胀贡献超过60%（2021-2022年），在欧元区也产生了显著通胀影响。
• 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对欧5区的影响是美国的4-5倍，突显了供应链依赖差异。

主要结论：

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下，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创新性冲击相互作用，驱动了疫情时期的通胀。这些协同效应使得通胀不仅在国内呈现，也通过贸易和生产网络成为全球性问题。本文强调，在当今全球化程度提高且供应链更加分散的世界中，任何区域性负面供给冲击都会在全球多国引发持续性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