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发展银行全球_Credit_Conditions_and_Foreign_Direct_Investment_During_the_Global_Financial_Crisis_27页_695kb

总结：信用条件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对外直接投资

核心内容

本文研究了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紧缩的信用条件对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影响。通过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作者试图识别出金融危机对FDI的“信用渠道”效应，并探讨了信用条件变化如何影响不同金融脆弱性行业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主要观点

• 全球金融危机对金融脆弱性行业（如需要大量外部融资或资产可抵押性较低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更强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
• 这些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经历的银行危机进一步放大了信用条件紧缩对这些行业的负面影响。
• 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中，金融脆弱性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规模下降幅度更大，表明外部融资的可得性对这些行业具有更大的决定作用。
• 金融危机期间，企业主要通过减少对外投资项目的规模来应对信用约束，而非减少投资数量，这说明信用条件对投资的“集约边际”影响更为显著。
• 作者通过使用独特的绿色场外制造业FDI数据库，验证了其模型的稳健性，并得出结论：缺乏外部融资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FDI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信息

数据来源

• FDI数据：来自FDI Intelligence（Financial Times旗下）的FDI Markets数据库，包含2003-2010年间111个来源国的7126家母公司进行的15240个绿色场外制造业投资项目。
• 金融脆弱性指标：使用Rajan和Zingales（1998）提出的外部依赖（External Dependence, ED）和资产可抵押性（Asset Tangibility, TANG）指标。
• 金融发展指标：采用“银行对私营部门的信贷占GDP比例”（CREDIT/GDP）作为主要指标，以及基于世界银行Doing Business指数的机构基础金融发展指标（FIN_INST）。
• 银行危机识别：依据Laeven和Valencia（2013）的分类，识别出在2008-2010年期间经历银行危机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23个国家。

模型与方法

• 模型设定：使用指数形式的双重差分模型，以捕捉信用条件变化对FDI相对规模的影响。
• 模型（1）：
  $$
  FDI_{ist} = \exp(\beta_1 [FD_i \cdot FV_s \cdot GFC0810_t] + \alpha_{is} + \alpha_{ip} + \alpha_{sp}) \epsilon_{ist}
  $$
• 模型（2）：进一步引入银行危机变量（BCRISIS_i），以评估其对信用条件影响的放大作用。
  $$
  FDI_{ist} = \exp(\beta_1 [FD_i \cdot FV_s \cdot GFC0810_t] + \beta_2 [FD_i \cdot FV_s \cdot GFC0810_t \cdot BCRISIS_i] + \beta_3 [\alpha_s \cdot GFC0810_t \cdot BCRISIS_i]) \epsilon_{ist}
  $$

实证结果

• 在金融危机前，金融发展对金融脆弱性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 金融危机期间，这一正向作用消失，表明信用条件的恶化对这些行业的影响更大。
• 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金融脆弱性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下降幅度比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更大。
• 银行危机的存在进一步放大了信用条件紧缩对金融脆弱性行业FDI的负面影响。

结论

本文提供了实证证据，表明信用条件的紧缩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对外直接投资的下降。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中，金融脆弱性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下降幅度更大，表明这些行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更强。此外，银行危机的存在加剧了这一影响，支持了“信用渠道”在金融危机对FDI影响中的重要性。

附录信息

• 表3列出了13个制造业行业中金融脆弱性指标（ED和TANG）的数值。
• 表4提供了银行危机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 图1展示了金融发展对FDI相对规模的影响在危机前后的变化，显示了危机期间影响的显著减弱。

方法论

• 采用指数模型和泊松固定效应估计器，以处理零值数据和异方差问题。
• 固定效应：包括国家-行业固定效应、国家-时期固定效应和行业-时期固定效应，以控制时间不变的国家和行业特征。
• 误差聚类：在国家层面进行误差聚类，以处理跨行业和跨时间的误差相关性。

意义

• 本文为理解金融危机期间对外直接投资的下降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 研究结果对发展政策具有重要启示，特别是在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应更加关注外部融资渠道的稳定性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