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银行-Does-Greater-Regulatory-Burden-Lead-to-More-Corruption_-Evidence-Using-Firm-Level-Survey-Data-for-Developing-Countries_50页_525kb

报告摘要

总结：监管负担是否导致更多腐败？

核心内容

本研究探讨了监管负担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使用了131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调查数据，分析了监管如何影响企业行贿行为。研究发现，监管负担的增加显著提高了腐败水平，表明减少监管可能有助于降低腐败。

主要观点

监管与腐败的关系
- 监管通常为公职人员提供了索取贿赂的机会。
- 研究结果表明，监管负担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企业行贿率平均上升0.03个百分点。
- 这一发现对多种估计方法和内生性检验均稳健。
理论视角
- 公共利益理论认为，监管旨在纠正市场失灵，但执行过程中仍可能因官僚腐败而引发问题。
- 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监管是为了创造租金，供行业既得利益者和腐败官员分配。
- 监管的实施机制（如官僚程序）可能比政策本身更容易导致腐败。
数据与方法
- 使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Enterprise Surveys, ES）数据，涵盖2006年至2018年间131个国家和29个行业。
- 通过“时间税”（Time Tax）衡量企业实际经历的监管负担，即高管用于处理监管事务的时间比例。
-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包括国家和行业固定效应），控制了多种内生性问题，如企业特征、国家特征等。
腐败指标
- 总体腐败：企业为办事支付的贿赂占其年销售额的比例。
- 小额腐败：企业在六类公共事务（如获得电力、水、施工许可等）中行贿的频率和深度。
- 总体腐败与小额腐败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且与主流宏观腐败指标（如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也具有显著相关性。
内生性处理
- 通过使用国家-行业单元中其他企业的平均监管负担来代理企业自身的监管负担，以减少内生性问题。
- 通过时间变化分析（重复横截面估计）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关键信息

样本规模：
- 基准样本包含25,388家企业用于总体腐败分析，20,142家企业用于小额腐败分析。
- 重复横截面样本包含22,928家企业（总体腐败）和20,477家企业（小额腐败），覆盖79个国家和20个行业。
变量控制：
- 包括国家层面的变量：人均GDP、政府规模、教育水平、贸易开放度、通货膨胀率、司法效率等。
- 包括企业层面的变量：行业固定效应、企业规模、企业年龄、高管经验、是否有贷款、是否出口、是否外资控股、法院运作障碍等。
主要发现：
- 监管负担对总体腐败和小额腐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 内生性问题通过使用国家-行业单元平均监管负担和时间变化分析得到有效控制。
- 腐败指标与宏观腐败指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但部分指标（如ICRG）相关性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