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25-申万宏源-城投债系列专题之三_城投债法规编年史(上)_13页_1018kb
报告摘要
城投债法规编年史(上)总结
核心内容概述
城投债作为地方融资的重要工具,其发展和监管政策与我国的财税体制演变、城镇化进程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本文梳理了2008年之前至2014年间城投债的演变历程,从融资平台的诞生到四万亿刺激政策下的爆发式增长,再到监管阶段的逐步深化,揭示了城投债政策逻辑的长期性与系统性。
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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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债的产生背景
城投债的诞生源于三个关键因素:- 城镇化加速:20世纪90年代,地方公共品需求上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加。
- 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下降,导致地方财力受限。
- 融资渠道受限:《预算法》、《担保法》和《贷款通则》等法规禁止地方政府直接举债,迫使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进行间接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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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政策下的城投债爆发
-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数量迅速增加,融资规模大幅扩张。
- 2009年央行与银监会联合支持城投债发行,推动城投债净融资额增长413%,形成城投债的爆发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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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阶段一:从控规模到堵后门
- 2010-2014年间,监管政策逐步从控制融资平台贷款规模转向堵住政府隐性融资的“后门”。
- 监管呈现三个特征:短期调控、信贷为重、控规模为主。
- 然而,这些措施未能触及地方财权事权不平衡的根本问题,导致监管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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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阶段性调整
- 2011年监管趋严,城投债发行量下降,基建投资低迷,宏观经济受冲击。
- 2012年因保障房任务压力,监管有所放松,城投债发行量回升211%。
- 2013年监管再次收紧,关注隐性融资渠道,城投债发行量小幅下降。
- 2014年棚改计划加速,发改委放宽城投债发行条件,城投债发行量同比增长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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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局限性与改革方向
- 短期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投债的公益性属性决定了其无法完全市场化。
- 仅靠“堵后门”无法有效控制地方债务风险,需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财权与事权关系,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机制。
- 城投债的政策逻辑为后续PPP模式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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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背景:城投债政策演变与财税体制、城镇化、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政策意图往往被短期行为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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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平台发展:融资平台的设立是地方政府解决财政收支矛盾的必然选择,其发展依赖于政策宽松与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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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演变:监管从控制规模(如19号文)逐步转向堵住隐性融资后门(如463号文),但仍未能触及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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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文件:
- 2010年6月:国发【2010】19号文,首次明确融资平台分类和监管要求。
- 2012年3月:银监发【2012】12号文,监管从“禁新增”转向“控新增”。
- 2012年12月:财预【2012】463号文,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违规融资行为。
- 2013年8月:发改办财金【2013】2050号文,支持棚改项目融资,简化城投债审核流程。
- 2014年:国发【2014】43号文及新预算法,标志着城投债进入新的监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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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影响:
- 2011年因监管收紧,基建投资贡献率下降,GDP增长乏力。
- 2012年监管放松,城投债发行量回升,保障房建设加快。
- 2013年监管再次收紧,城投债发行量小幅下降,但棚改项目推动发行量回升。
结构总结
| 阶段 | 时间 | 主要特点 | 政策影响 |
|---|---|---|---|
| 融资平台诞生 | 2008年之前 | 分税制、城镇化、融资受限 | 融资平台成为地方基建资金来源 |
| 四万亿刺激 | 2008-2010 | 政策宽松,融资平台数量与规模激增 | 城投债净融资额增长413% |
| 监管第一阶段 | 2010-2014 | 从控规模到堵后门 | 未能触及根本问题,监管效果有限 |
| 2010-2011 | 银监会主导,禁新增 | 银监会摸底后禁止新增贷款 | 基建投资萧条,经济下行 |
| 2012 | 保障房目标下达 | 监管放松,允许部分平台发债 | 城投债发行量增长211% |
| 2013 | 监管再紧,堵后门 | 从严控制贷款,禁止违规集资 | 城投债发行量下降8% |
| 2014 | 棚改加速,发改委放宽 | 支持棚改项目融资,简化审批 | 城投债发行量增长98% |
结论
城投债的发展与监管政策始终围绕地方财政与基建需求展开。虽然监管政策在多个阶段有所调整,但其核心问题仍未解决,即地方财权事权的不平衡。因此,从长远来看,需通过系统性的财税改革,如财政、预算、税收三方面,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难题,以实现基建发展与债务控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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