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2019.4-31页_867kb

全球治理：特朗普“退出外交”与制度现实主义分析

核心内容

本文以“退出外交”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背后的战略逻辑与对全球治理秩序的影响。文章提出，美国的“退出外交”并非单纯地放弃领导权，而是基于制度现实主义视角的一种制度制衡手段，旨在应对全球治理中功能属性对权力属性的消融，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离散现象。

主要观点

1. “退出外交”的定义与内涵

• “退出外交” 通常指美国在国际多边机制中采取的退出或威胁退出行为，包括实质退出和威胁退出两种形式。
• 它主要针对全球治理秩序中权力资源和制度资源的转变，其目标是重塑制度非中性收益，维护美国的相对权力优势。
• “退出外交”并非特朗普政府独有，而是美国在历史上曾多次采取的战略手段，体现其对国际秩序的适应性调整。

2. “退出外交”的产生机制

• 功能属性消融权力属性：全球治理秩序的功能性溢出效应（如贸易自由化）使得新兴国家（如中国）获益，削弱了美国的相对权力。
• 消耗效应：全球治理秩序的运行需要大量资源投入，如联合国会费、维稳成本等，使得美国在维持秩序上的负担加重。
• 两种效应的叠加，促使美国采取“退出外交”作为应对策略，以减少他国受益和自身成本。

3. “退出外交”的作用机制

• 两种制度制衡：
  • 应对溢出效应：通过退出或威胁退出，压缩他国从制度中获得的收益，尤其是新兴国家。
  • 应对消耗效应：减少美国在制度维护中的资源投入，转嫁成本给其他成员国。
• 战略工具性：退出外交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战略手段，通过威胁与协商并用，提升谈判筹码。
• 重塑秩序：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退出外交，推动新的规则制定，强化美国的制度主导权。

关键信息

1. “退出外交”的对象与领域

• 主要对象：新兴国家（如中国）和传统盟国（如日本、韩国、欧洲国家）。
• 主要领域：
  • 经贸领域：包括《巴黎气候协定》、WTO、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韩自贸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
  • 治理领域：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国际法庭等。
  • 其他领域：如万国邮政联盟（UPU）等。

2. 制度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

• 权力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制度建立在权力之上，同时又服务于权力的维护和扩张。
• 制度非中性：制度设计具有服务特定国家利益的倾向，而非完全中立。
• 全球治理秩序的双重属性：
  • 功能属性：维持系统稳定，促进合作与规则执行。
  • 权力属性：划分权力等级，获取非中性收益，巩固领导地位。

3. “退出外交”的战略意义

• 应对权力离散：通过退出机制遏制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规则的利用，减少其对美国的权力冲击。
• 重构国际规则：试图通过退出外交，推动新的规则体系，确保美国在其中的主导地位。
• 战略欺骗性：退出外交虽表面反建制，实则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的策略，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不确定性。

理论分析框架

1. 全球治理秩序的双重属性

• 权力属性：包括权力等级划分、非中性收益获取、领导权维护。
• 功能属性：包括制度溢出效应、制度消耗效应、公共产品供给。
• 两者共同塑造了全球治理秩序的结构与运行逻辑。

2. 新旧制度制衡的比较

• 旧制度制衡：通过包容性制度（如TPP）和排他性制度（如WTO）实现对权力的整合与等级化。
• 新制度制衡：以“退出外交”为核心，通过减少制度溢出效应和降低制度消耗效应，实现对权力的再分配与再塑造。

3. 退出外交的实践表现

• WTO：威胁退出，试图重塑多边贸易规则，减少中国等国家的制度溢出收益。
• 北美自贸区（NAFTA）：用美墨加协定（USMCA）替代，强化对盟国的制度约束。
• 伊核协议：退出，以遏制伊朗等国家的影响力。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法庭等：退出，以减少制度对美国权力的约束。

结语

• “退出外交”并非美国放弃领导权，而是基于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融合的制度现实主义视角，对全球治理秩序进行战略调整。
• 它反映了美国对新兴国家崛起和制度溢出效应的敏感性，以及对制度消耗的不满。
• 本文认为，“退出外交”虽表面反建制，实则延续了美国维护霸权的传统，具有历史连续性与现实策略性。
• 未来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性面临挑战，需对“退出外交”带来的影响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