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世界发展银行全球_Liberalizing_Basic_Telecommunications___The_Asian_Experience_34页_2mb

总结：亚洲基础电信业的自由化

核心内容

本论文探讨了亚洲国家在基础电信业自由化方面的政策与绩效关系，分析了自由化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研究指出，尽管亚洲多数国家已从传统的公共垄断体制转向更为开放的政策环境，但政府在允许无限制进入、消除私有和外资所有权限制、建立独立监管机构等方面仍存在较大阻力。然而，在那些实施了全面改革（包括私有化、竞争和监管）的国家，固定电话线路的可用性、服务质量以及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主要观点

• 政策与绩效的差异：亚洲各国在电信政策改革的路径和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也反映在电信业的绩效上。例如，中国和印度在政策改革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导致了不同的市场结果。
• 竞争与所有权的关系：增加竞争所带来的福利收益通常大于所有权变更的收益。私有化和外资进入可以带来技术转移、管理改善和资本约束的缓解，但这些效果只有在竞争充分的市场中才能最大化。
• 监管的重要性：有效的监管对于确保竞争的形成和维持至关重要。独立监管机构在制定和执行互联互通条款、消费者价格和市场行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 政策可信度的挑战：政策可信度是电信自由化成功的关键因素。政府需要在政策承诺和实际改革之间找到平衡，以避免投资者信心不足和市场扭曲。

关键信息

电信用户增长

• 亚洲的固定电话用户数量在1990年至2000年间增长了三倍。
• 亚洲的移动电话用户占比从13%跃升至35%，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50%。

政策改革路径

• 固定电话：各国在固定电话市场的改革路径不同，部分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韩国引入了竞争，但保留了国有运营商的主导地位。而其他如香港、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则先进行私有化，之后才逐步引入竞争。
• 移动电话：移动电话市场通常比固定电话市场更加开放，政策也更倾向于自由化。然而，一些国家仍存在高进口税、高互联互通费用等限制。

外资所有权限制

• 亚洲多数国家对外资所有权设有上限，通常低于50%。
• 部分国家如台湾和韩国近期放松了外资限制，以促进更广泛的外资参与。

监管与竞争

• 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对竞争的形成至关重要。
• 互联互通费用的设定是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许多国家仍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缺乏独立监管机构。
• 部分国家通过限制进入数量或地理范围来保护既有运营商，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竞争经验的积累，这种做法越来越难以合理化。

未来展望

• 3G技术的引入将为亚洲的移动市场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 多边谈判（如GATS）在推动电信自由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需解决现有限制问题，而非仅仅收割单边自由化成果。
• 需要更完善的多边规则和承诺，以促进良好的政策选择和经济表现。

政策建议

• 加强监管独立性：建立独立、专业的电信监管机构，确保其在制定互联互通条款、消费者保护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
• 促进竞争：逐步放宽市场准入限制，鼓励更多企业参与竞争，特别是在固定电话市场。
• 提高政策可信度：政府需确保其改革承诺的可信度，以吸引投资并避免市场扭曲。
• 平衡外资与本土利益：在鼓励外资进入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保护本土企业，避免过度依赖外资。

结论

本研究强调了电信自由化在亚洲国家中面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虽然自由化带来了显著的绩效提升，但政策选择仍需谨慎，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多边谈判在推动政策改革方面具有潜力，但需要更深入的规则制定和执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