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世界发展银行全球_Pollution_Havens_and_Foreign_Direct_Investment___Dirty_Secret_or_Popular_Myth__36页_2mb
报告摘要
总结:污染天堂与外国直接投资
核心内容
本文探讨了“污染天堂”假说,即跨国公司,尤其是高污染行业企业,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尽管这一假说在逻辑上看似合理,但作者发现支持该假说的实证证据较为薄弱。
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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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天堂假说的争议性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可能使跨国公司选择在环境监管较宽松的国家投资。然而,现有文献普遍未能发现显著的证据支持这一假说,只有少数研究(如Xing和Kolstad,1998)提供了有限的支持。 -
研究方法的改进
作者识别了四个可能阻碍实证研究发现污染天堂效应的障碍,并尝试通过改进数据和方法来克服这些障碍:- 腐败因素:腐败可能同时抑制外国直接投资(FDI)并与较弱的环境标准相关,因此需要将其纳入分析。
- 数据层级:以往研究多使用国家或行业层面的数据,而作者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库,涵盖24个转型经济体中534家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
- 环境标准的衡量:采用多种环境标准衡量方式,包括国际环境条约的参与情况、空气和水的环境标准指数以及实际污染物减排数据。
- 污染强度的衡量:通过美国环保局(EPA)的污染排放和治理成本数据,计算出跨国企业污染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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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
- 作者发现,污染强度与环境标准的交互项具有统计显著的负向关系,支持了污染天堂假说的“组成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即污染更严重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投资。
- 但环境标准的“数量效应”(volume effect)并不显著,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未能通过。
- 引入腐败变量后,污染天堂假说的证据依然有限,表明环境标准可能并非决定FDI流向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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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作者谨慎地指出,现有数据和方法可能不足以充分揭示污染天堂假说的真实性。即使假说成立,由于数据限制和测量难度,实证研究仍难以得出强有力的结论。因此,应避免基于片面证据得出强烈结论。
关键信息
- 数据来源:采用EBRD(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5年进行的外国投资调查,涵盖534家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
- 污染强度衡量:基于美国EPA的数据,计算出4位SIC行业的污染强度指数,采用标准化处理,范围为0到2。
- 环境标准衡量:包括国际条约参与度、环境标准指数和实际污染物减排数据,部分指标调整了执法力度。
- 腐败衡量:使用GCR(全球竞争力报告)和WDR(世界发展报告)的腐败指数,构建复合指数以更准确地反映腐败水平。
- 变量控制:回归模型中还包括市场大小(GDP)、劳动力成本(人均GDP)、企业税率等变量。
研究局限与建议
- 数据局限性:污染强度和环境标准的测量存在挑战,尤其是不同国家和企业间的数据差异。
- 稳健性检验:尽管作者尝试多种方法,但污染天堂假说的证据仍不够强,未能通过多数稳健性检验。
- 未来研究方向:建议进一步研究企业层面的数据,并考虑更精细的污染强度和环境标准衡量方式,以更准确地检验污染天堂假说。
方法与变量
实证模型
- 模型设定:采用Probit模型,其中:
- $FDI_{jk}$:跨国企业j在东道国k进行投资的二元变量。
- $D_j$:企业j的污染强度指数。
- $E_k$:东道国k的环境标准指数。
- $Z_{jk}$:企业j与东道国k之间的关系变量。
- $X_j$ 和 $H_k$:企业j和东道国k的其他特征变量。
- $\beta$ 和 $\gamma$:分别代表“数量效应”和“组成效应”。
污染强度衡量
- 排放数据:基于美国EPA的有毒物质排放数据,计算出4位SIC行业的污染强度指数。
- 治理成本数据:基于美国制造商的污染治理成本调查,计算出治理成本指数。
- 标准化处理:所有指数均标准化,均值为0,标准差为1。
环境标准衡量
- 国际条约参与度:包括四个环境条约的参与情况,赋予不同分值。
- 环境标准指数:基于EBRD的数据,范围为1到3。
- 实际减排数据:包括有机水污染物、铅和二氧化碳的减排率,并调整了GDP变化的影响。
腐败衡量
- GCR指数:基于世界竞争力报告,反映企业对腐败的感知。
- WDR指数:基于世界银行调查,反映企业对腐败的感知。
- 复合指数:通过将GCR和WDR指数标准化并结合,构建更全面的腐败衡量指标。
总体结论
尽管作者通过引入腐败变量和企业层面数据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了更深入的检验,但结果仍显示该假说的支持证据较弱,且在稳健性检验中未能通过。因此,作者建议在进一步研究中使用更精确的数据和方法,以更准确地评估环境标准与FDI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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