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世界发展银行全球_Risk_Sharing_in_Labor_Markets_18页_593kb

总结：劳动市场中的风险分担

核心内容

本文探讨了非洲制造业企业中是否存在风险分担（risk sharing）现象，与传统认为的租金分担（rent sharing）观点形成对比。作者利用一个独特的多国面板数据集，分析了企业在面对不同类型的冲击时，如何通过调整工资和雇佣行为来实现风险分担。研究发现，风险分担在非洲劳动市场中具有显著影响，且其政策含义不同于租金分担。

主要观点

• 风险分担与租金分担的区别：

  • 租金分担是指工人在利润较高的企业中获得更高的工资，通常由工资谈判机制导致。
  • 风险分担是指在企业遭遇临时冲击时，工人通过接受收入波动来为企业提供保险，从而与企业共享风险。
  • 风险分担强调的是短期工资与利润的联动性，而租金分担则关注长期或稳态的工资与利润相关性。

• 风险分担的政策意义：

  • 风险分担可能是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尤其是保险市场）导致的，因此政策应更关注改善金融和保险市场，而非直接干预劳动市场。
  • 如果工人可以自由流动，风险分担合同将难以执行，这表明劳动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完全竞争。

• 非洲劳动市场的特殊性：

  • 非洲制造业企业面临高风险，如需求波动、价格不稳定、基础设施薄弱和合同执行不力。
  • 这些风险与不完善的金融市场相结合，使得风险分担成为一种有效的补偿机制。

关键信息

数据来源与方法

• 数据来自非洲四国（喀麦隆、加纳、肯尼亚、津巴布韦）的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包含企业与员工的匹配数据。
• 数据覆盖1992–1995年，部分国家（如加纳）有额外的1996年数据。
• 数据包括企业财务、技术、合同关系、劳动力、市场、资本、投资和出口等信息。
• 企业规模从少于5人到超过1000人不等，平均规模最小为加纳（36人），最大为津巴布韦（303人）。

冲击分类

• 短期冲击（$s^s$）：企业因外部环境变化（如需求波动、价格波动）导致的可观察且外生的变动。
• 长期冲击（$s^l$）：由企业自身资本和生产率变化引起的不可观测的变动。
• 通过构建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者区分了短期与长期冲击，并使用滞后变量来检验风险分担与租金分担的影响。

实证结果

• 表1显示，利润波动性越高，企业的就业和工资波动性也越高，支持风险分担的存在。
• 表2显示：
  • 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资本和就业对价值增加的贡献显著。
  • 固定效应模型中，资本系数较低，可能反映测量误差。
  • 短期冲击仅在一阶滞后中对工资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长期冲击在两阶滞后中也有显著正向影响。
  • 短期冲击的持续性较低，符合风险分担的特征。

模型与理论框架

• 作者使用混合模型，结合了租金分担和风险分担的经典理论（Blanchflower 等，1996）。
• 模型假设企业与工人都是风险规避者，且通过非正式合同进行风险分担。
• 在风险分担模型中，工资和利润的变化方向一致，且工资弹性取决于工人和企业的相对风险规避程度。

结构分析

I. 模型构建

• 引入纳什博弈框架，分析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工资谈判。
• 假设企业与工人都具有风险规避倾向，工资和就业可能根据冲击状态进行调整。
• 通过构建工资弹性公式（公式2），验证风险分担与租金分担的理论预测。

II. 数据描述

• 数据涵盖企业与员工的详细信息，包括工资、教育、工作年限、企业规模等。
• 使用对数标准差衡量波动性。
• 数据清理规则包括排除负价值增加、极端波动、异常工资水平等。

III. 实证结果

• 企业利润波动性与工资和就业波动性正相关，支持风险分担的存在。
• 短期冲击仅在一阶滞后中显著，而长期冲击在两阶滞后中显著。
• 风险分担在不同国家的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下合并。
• 使用生产函数构造短期和长期冲击变量，有助于识别风险分担和租金分担的影响。

政策含义

• 风险分担表明企业与工人之间存在隐性合同，可能是由于保险市场不完善。
• 如果工人自由流动，风险分担机制将难以维持，因此劳动市场存在摩擦。
• 政策制定者应优先改善金融和保险市场，而非直接干预劳动市场。
• 租金分担是劳动市场低效的标志，而风险分担则是对缺失保险市场的有效应对。

局限性

• 无法控制未观测的工人异质性，因为工人仅被调查一次，而企业被跟踪多年。
• 滞后变量可能引入内生性问题，但作者通过使用价值增加而非利润进行分析，降低了这种风险。
• 短期冲击的持续性较低，支持其作为风险分担的标志。

结论

本文提供了非洲制造业中风险分担的实证证据，表明企业在面对短期冲击时，通过调整工资和雇佣行为来与工人分担风险。这与租金分担不同，租金分担更多是长期利润与工资的联动，而风险分担则强调短期波动。研究强调，应将政策重点转向改善金融市场，而非直接干预劳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