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IMF国际货币组织全球_A_Tale_of_Transition_An_Empirical_Analysis_of_Economic_Inequality_in_Urban_China_1986–2009_52页_880kb

总结：A Tale of Transi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1986-2009

核心内容

本研究基于1986年至2009年的中国城市家庭调查（UHS）微观数据，对中国经济转型期间收入、消费和财富不平等的变化进行了系统性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市中国的经济不平等在该时期显著上升，且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之间存在紧密同步关系。这一现象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消费不平等增长速度较慢，且通常低于收入不平等。

主要观点

• 经济不平等显著上升：从1986年到2009年，中国城市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对数方差从0.14增长至0.43，几乎增加了三倍，远高于RED特刊中其他研究国家的增速。
• 消费不平等高于收入不平等：总体消费不平等高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而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略低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表明耐用品消费不平等是主要推动力。
• 收入与消费不平等同步：中国城市收入与消费不平等同步上升，这与消费平滑理论不符，反而表明个人之间风险分担有限。
• 经济转型是关键因素：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SOEs）大量私有化或关闭，导致非保险性永久性收入冲击增加，从而加剧了收入和消费不平等。
• “手头拮据”消费者理论不成立：除了最低收入五分位家庭，其他家庭的储蓄率均显著为正，说明“手头拮据”消费者理论在城市中国不适用。
• 永久性收入冲击主导：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永久性收入冲击的方差显著上升，而临时性收入冲击的方差下降，表明永久性冲击在不平等演变中起主要作用。
• 数据结构与方法：采用“差值法”和“水平法”进行收入动态分析，发现“差值法”更准确地反映了收入过程，而“水平法”存在严重误设定问题。

关键信息

数据来源

• UHS（Urban Household Survey）：由国家统计局（NBS）进行，覆盖全国多个省份，提供家庭和个体层面的详细收入、消费和人口统计数据。
• CHIP（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由社科院（CASS）和国家统计局（NBS）联合进行，涵盖1988、1995、2002和2007年的城乡数据，用于衡量财富不平等。

样本选择

• 样本A：仅排除无户主年龄信息的家庭记录，用于与宏观数据对比。
• 样本B：更严格，仅保留户主年龄在25-60岁之间且无负收入、消费的家庭记录，用于家庭层面的不平等分析。
• 样本C：个体层面样本，仅包括25-60岁且报告非负收入的个体。

不平等指标

• Gini系数：衡量收入或消费分布的不平等程度。
• 对数方差：反映收入或消费分布的离散程度。
• P90/P50和P50/P10比率：分别衡量收入或消费的顶层与中层、中层与底层之间的差距。

历史背景

• 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向市场化转型。
• 1984年经济改革重点转向城市，放松了对工业的国家控制，允许民营企业（POEs）与国有企业（SOEs）竞争。
•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私有化进程加速，国企改革全面展开。
• 1997年“抓大放小”政策实施，大量中小国企被私有化或破产。
• 2001年中国加入WTO，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持续转型。

不平等演变趋势

• 收入不平等：家庭收入的对数方差从约0.2增长至0.6，表明收入差距扩大。
• 消费不平等：总体消费不平等高于可支配收入不平等，非耐用品消费不平等略低。
• 财富不平等：CHIP数据显示财富不平等也显著上升，但具体趋势未详细说明。

政府再分配作用

• 政府转移支付：通过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等政策，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不平等。
• 政策效果有限：尽管政府再分配有所作用，但总体来看，收入不平等仍持续上升，说明政策效果有限。

结构与方法

• 研究采用RED特刊中的方法，构建家庭和个体层面的短期面板数据。
• 使用OECD等价尺度调整家庭收入，以反映家庭规模对消费的影响。
• 通过分析收入冲击结构，探讨不平等上升的原因，尤其是永久性收入冲击的增加。

结论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和消费不平等同步上升，这可能是由于永久性收入冲击增加，而风险分担机制不足。尽管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缓解了部分不平等，但总体趋势仍显示经济转型是推动不平等上升的关键因素。研究强调了微观数据在理解经济转型影响中的重要性，并提供了对中国城市不平等演变的深入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