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世界发展银行全球_The_Political_Economy_of_Distress_in_East_Asian_Financial_Institutions_28页_1mb

总结：东亚金融危机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核心内容

本研究探讨了东亚金融危机期间，金融机构的财务困境和关闭决策如何受到政治关系和监管行为的影响。研究对象包括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186家银行和97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分析时间范围为1997年7月至1999年7月。研究发现，政治联系和监管捕获在金融机构的财务困境和关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指出**“太大而不能倒”（TBTF）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大型机构，但加剧了整体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性。

主要观点

• 政治联系与财务困境：与工业集团或有影响力家族存在联系的金融机构更可能陷入财务困境，表明监管机构可能对这些机构采取了选择性监管宽容。
• 关闭过程的透明性：尽管存在财务困境，这些机构的关闭过程依然具有透明性，即联系并未减少关闭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关闭的可能。
• “太大而不能倒”政策：大型金融机构虽然更容易陷入困境，但更少被关闭，这表明监管机构可能采取了**“太大而不能倒”政策**，以避免系统性风险。
• 外资所有权的保护作用：外资控制的金融机构未被关闭，且外国投资组合所有权降低了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概率，表明外资可能增强了机构的稳定性。
• 财务指标的预测作用：传统的CAMEL型财务指标（如资产回报率、贷款增长率、贷款损失准备金与资本的比率）能够较好地预测金融机构的财务困境和关闭。
• 监管延迟与政策不确定性：监管延迟和不全面的解决机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恶化了金融危机。

关键信息

样本描述

• 样本规模：共283家金融机构（186家银行 + 97家非银行机构）。
• 覆盖范围：
  • 印尼：78家银行，9家非银行机构。
  • 韩国：28家银行，30家非银行机构。
  • 马来西亚：36家银行，28家非银行机构。
  • 菲律宾：31家银行，5家非银行机构。
  • 泰国：13家银行，25家非银行机构。
• 财务困境发生率：1997年7月至1999年7月期间，42%的机构经历了财务困境（包括关闭、合并、注资或暂停运营），其中13%最终被关闭。

数据来源

• 财务数据：使用1996年底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避免危机期间的数据污染。
• 数据平台：数据来源于BANKSTAT，该数据库收集了全球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数据，并进行了国际会计标准调整。
• 所有权结构：
  • 国有机构：政府或国有机构持股超过50%。
  • 私人机构：区分广泛持股与家族或工业集团控股。
  • “连接”机构：定义为最大股东持股超过20%，且为家族或工业集团。

财务指标与分析方法

• CAMEL型指标：
  • 资产回报率
  • 贷款增长率
  • 贷款损失准备金与资本的比率
  • 净利息收入与总收入的比率
  • 贷款与借款的比率
• 其他变量：
  • 外资持股比例
  • 机构规模（作为“太大而不能倒”政策的代理变量）
  • 治理结构差异（如外资控制、国有控制、家族或工业集团控制）
• 分析方法：采用逻辑回归模型（Logit Model）分析财务困境和关闭的决定因素。

政策影响

• 监管行为：监管机构在危机中对有政治联系的机构表现出选择性宽容，可能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的累积。
• 政策不确定性：由于监管延迟和不全面的解决机制，市场信心受到打击，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
• 外资的作用：外资控制的机构在危机中表现更为稳健，说明外资可能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起到积极作用。

结论

本研究强调了政治联系和监管行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对金融机构命运的影响。同时指出，“太大而不能倒”政策虽然可能保护了大型机构，但也可能削弱了市场对金融系统信心。此外，外资所有权和传统财务指标在预测金融机构的财务困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些发现为理解金融危机的成因和政策应对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