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发展银行全球_Interactions_Among_Donors_Aid_Allocations___Evidence_from_an_Exogenous_World_Bank_Income_Threshold_29页_1mb

总结：援助分配者之间的互动 - 来自世界银行外生收入阈值的证据

核心内容

本研究探讨了世界银行外生决定的收入阈值对双边援助国援助分配的影响。世界银行的收入阈值用于决定国家是否符合国际开发协会（IDA）优惠贷款和赠款的资格。该研究发现，当国家跨越这一收入阈值后，援助水平显著下降，主要由于援助国之间的“信号效应”主导了任何可能的“挤出效应”。

主要观点

• 信号效应主导：援助国在国家跨越IDA收入阈值后，会减少其援助，这表明他们将IDA的政策视为援助分配的信号。
• IDA的收入阈值具有外生性：该阈值基于GNI人均收入，而非援助国的内部决策，因此可以作为研究援助分配变化的外生变量。
• 援助国之间的互动：援助国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即当一个援助国减少援助时，其他援助国可能会减少或增加援助，取决于其策略。
• 数据操纵的证据不足：尽管存在数据操纵的可能性，但通过“聚集”测试（bunching test）未发现国家在接近IDA收入阈值时人为压低人均收入的证据。
• IDA毕业政策的建议：研究建议IDA的毕业过程应更加渐进，以减少国家在跨越收入阈值后援助的突然下降。

关键信息

1. IDA收入阈值的设定与调整

• 世界银行自1987年起采用人均收入作为IDA资格的一个主要标准。
• 初始阈值为580美元，每年仅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 截至2011年，该阈值已上调至1195美元。

2. 国家跨越阈值后的援助变化

• 使用面板数据和国家固定效应分析，发现国家跨越IDA收入阈值后，来自OECD-DAC双边援助国的援助显著减少。
• 该效应在控制了人均GNI和其他变量后仍然显著。
• 其他援助国的援助分配对实际IDA拨款不敏感，但对IDA收入阈值本身敏感。

3. 捐赠国的反应

• 日本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的援助流向与DAC双边援助国整体趋势一致。
• 德国：作为最大的援助国，其援助流向与整体趋势相反，当国家跨越阈值后，其援助显著增加。
• 其他援助国：可能因为IDA的突然减少而调整其援助政策，以补偿或强化这一变化。

4. 数据操纵的测试

• 通过“聚集”测试（bunching test）发现，没有显著证据表明国家在接近IDA收入阈值时人为压低人均收入。
• 这表明援助国之间的互动可能更多是基于政策信号，而非数据操纵。

5. IDA毕业政策的建议

• 由于援助的突然下降可能对受援国造成负面影响，建议IDA的毕业过程应更加渐进，以减少这种负面影响。
• 研究还指出，IDA的毕业政策对总援助的影响可能被其他援助国的反应所抵消或加强。

研究方法

• 样本选择：包括1987-2010年间所有曾符合IDA资格或跨越收入阈值的国家。

• 数据处理：使用三年期平均值来平滑年度波动，以匹配IDA的三年期补充周期。

• 回归模型：采用以下方程进行估计：

  $$
  \ln A _ {i t} = \alpha_ {i} + \beta \ln (y / p) _ {\mathrm {i}, \mathrm {t} - 1} + \gamma x _ {i, t - 1} + \theta \ln p _ {i, t - 1} + \delta c _ {i, t - 1} + \lambda f _ {i, t - 1} + \mu_ {i} + \pi_ {t} + \varepsilon_ {i t}
  $$

  其中，$A_{it}$ 表示国家i在时期t的净ODA拨款，$\ln(y/p)$ 表示前一时期的人均GNI，$x$ 是是否低于阈值的虚拟变量，$\ln p$ 是人口对数，$c$ 是CPIA指数，$f$ 是政治自由指数。

其他相关研究

• Klasen和Davies (2011)：发现其他援助国的援助对特定援助国的援助有正向影响。
• Berthelemy (2006)：使用面板数据检验了“自我利益”与“利他主义”动机对援助分配的影响。
• Dreher等 (2012)：发现符合MCC“良好治理”标准的国家会获得更多援助，但该效应在多边援助机构中更为显著。
• Kilby (2005)：发现世界银行援助的增加会促使其他援助国增加其援助。

结论

• 研究结果表明，IDA的收入阈值对援助分配具有显著影响，援助国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信号效应。
• 建议IDA的毕业过程应更加渐进，以减少援助的突然下降对受援国的影响。
• 该研究为援助有效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强调了援助国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在援助分配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