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研报客](https://pc.yanbaoke.cn)** # 拐点 2025 # Inflection Point 2025 安刚 王从越 达巍 孙成昊 宋博石岩 肖茜董汀许嘉伦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王从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达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宋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石岩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消茜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董汀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许嘉伦 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助理研究员 # 目录 安刚 地球正在加速转动 01 王从越 三个风暴眼：从极限博弈到冷酷均衡的转向 05 达巍 中美关系，急风骤雨中的韧性与新局 09 孙成昊 跨大西洋关系：从“摩擦”到“漂移” 12 宋博 欧亚棋局：为赢得“赛点”而屏气 16 石 岩 踢躅于国际秩序拐点上的欧洲与中欧关系 20 肖茜 信任缺失时代的拐点：中美人工智能博弈走向何方 23 董汀 四个问题，零个答案：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观察 26 许嘉伦 工程实践引领生产变革科技创新驱动格局重塑 29 # 地球正在加速转动 安刚 回望2025年，最大的感触是，地球正在加速转动。 这一年，我们看到，国际关系中几乎所有的现象级变化都在提速。 国际格局的重组在提速。单极世界彻底瓦解，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扑面而来，已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支持和推进多极化的行列。即便是美国，也不得不承认面对强国崛起，其霸权主导力日益受到“多极化的挑战”。随着美国开始正视自己霸权衰颓的现实和中国确立战略自信并且正式宣示引领全球治理的意愿，美中战略角逐构成国际格局演变的核心内容，这一点在2025年得到全球广泛承认，许多观点认为人类在正式步入多极世界之前，国际格局更有可能呈现出某种“两极化”的过渡性特征。全球南方则正从“全球弱者”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多数”，争取它们的支持成为大国影响力竞逐关键“战场”。 大国博弈的升级在提速。这集中表现在中美之间。在特朗普政府掀起的全球关税战中，中国独家硬扛，打了一场漂亮的突围战。中国自此走出心理惯性，真正开始作为一个平等的对手与美国较量，并争取自身权益。中美战略关系从延续多年的“美强中弱”晋级到对等博弈，历史性的转折在2025年发生。博弈的升级并不必然等于烈度的提高。当年美苏冷战正酣时，在核领域“确保相互摧毁能力”的存在反而抵消了发生热战的可能性。今天中美之间并非正在打一场“新冷战”，而是在更高层面和境界上进行着战略博弈。当双方都确信对方拥有针对自己的有效斗争与制衡手段，彼此关系失控也不符合各自根本利益时，两国关系便可以并且正在博弈深化的过程中展现出更强可控性，双方也都有更强意愿在新的力量平衡态势下求得合理相处之道。 美国的战略调整在提速。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混乱不堪、左突右击，却有着一套清晰的底层逻辑，将全球战略从攻防兼备向以守为攻急转。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拒绝领导一切的全球霸权理念，换上优先美国、有限干涉、盘踞西半球、借力盟友遏制“印太潜在敌对大国”的战略外衣。对于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尽管回避做出过于针对性的定位，也收敛了指名道姓的话语攻击，内里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反而更 加聚焦经济战场的“终极赌注”，更加强调“理想状态下”“以实力为基础预防（实为准备）军事冲突”。与发布特朗普2.0版国安战略报告同步展开的美军战区改革，大幅调整海外军力配置和指挥体系布局，呈现集中优势聚焦“印太”的基本特点。 经济规则的重构在提速。延续逾十年的“逆全球化”“去全球化”风潮蜕变成一场多方出于不同目的对全球市场和供应链的主动拆解。其中三条主线，一是美国的“全球对等关税”政策破坏全球商品、资本和价值循环，促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得不更多、更快地转向本土化、区域化；二是美国组建“去中国化”供应链失败，转而将重点放到“去风险”上，包括重组稀土供应链，得到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响应，全球南方内部也不乏配合者；三是中国强大的全类别生产能力令西方惊惧，它们意识到已无法用对华出口平衡自华进口，只能寄希望于重振自身制造业，却又不得其法。目前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构在本质上是两股力量的拉扯，一股是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另一股是推动针对特定国家脱钩断链以强化自身经济安全并满足战备之需的力量。两股力量并非清晰的阵营化分布，不少国家两面下注、双重备份。 地缘政治的回归在提速。俄乌冲突打成消耗战，欧洲决意挺乌到底以永绝“俄罗斯之患”，美国则急于甩掉包袱转身“印太”；以色列恣意妄为，要在“无尽战争”状态中实现一劳永逸的安全，低质量的加沙停火协议酝酿着未来更大规模的冲突。在南亚，巴基斯坦在这一轮印巴冲突中积极迎战，改变了次大陆“恐怖天平”过于向印度一方倾斜的态势，印度的战略价值大幅缩水。在东南亚，柬埔寨和泰国的千年宿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点燃，戳破“东盟大家庭”的和谐表象，背后的“老生常谈”是，当一国内部问题外溢构成深切损害，该有一套怎样的处置范式，地区规则又该如何建构。无论胜负手、因果率怎样转换，各地区热点的所有直接相关方都深陷地缘政治困局不能自拔，继续是“地理的囚徒”。 科技迭代和产业重构在提速。由“智能 $+$ 绿色”技术引领、中美“双核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产业布局、经济金融运行方式、各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及社会结构都产生极大影响。从中国的“十五五”规划到美国的“星际之门”“创世纪计划”，以及欧洲的“大陆行动计划”，大国加紧布局，以激烈竞争的方式重组全球供应链。通用人工智能（AGI）有可能在五到十年之内就会出现，这提醒我们，全球科技赛道上正在进行的并非一场万米长跑，而是百米飞人大战，出发即冲刺，谁将成为未来世界主流产品、服务、经验、价值的提供者，取决于这场竞争的结果。 西方叙事的崩盘也在提速。众多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撕裂、分配不公、民粹兴起、经济疲软、制造业失能等问题集中暴露，面临一场制度危机，民主神话破灭，“华盛顿共识”破产。跨大西洋裂痕不断加深，核心矛盾被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定义为价值观分歧，集体安全体系面临任务重心与合作模式的重构，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开始更多依托自己的“中等强国”“中间地带国家”身份谋求战略上的自主平衡能力。与此同时，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及其对全球南方的不断提示，西方的道德优越和制度自信逐渐流失，多年精心编织起来的污名化中国叙事也在失去基础。 还有很多“提速”在发生。一些中小国家失去对美国保护意愿和能力的信任，加紧谋求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安全自主能力。日本在右化道路上渐行渐疾，加紧推进自卫队改革，又将“台湾有事”与集体自卫权绑定，不断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非国家行为体获取危险武器、技术和发起网络攻击的能力明显提升，出现越来越多以小博大的案例，加快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全球安防范式的解体趋势，而新的全球安全治理结构远未成形。 见过黄河凌汛壮观场面的人都知道，当大量浮冰拥堵，如不加疏导，开河时分就会发生比夏汛还要危险的洪泛灾害。世界显然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危险期，不同板块上各种问题产生的张力彼此冲撞、相互叠加，正在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上游形成巨大堰塞湖，不断加剧着堤坝崩溃的风险。世界会陷入1930年代那种战前失序吗？抑或滑向以阵营对抗和系统性脱钩为基本特征的“新冷战”？对任何全球性大国来说，娴熟把握张力的利用原则和努力操作张力的控制原则都同等重要。 毫无疑问，中国是推动地球加速转动的关键力量之一。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积累和对手的自顾不暇，中国对周边态势和全球前景的主动塑造意识空前勃发。然而，主观意愿与实际能力之间常有差距，自身愿景与外界理解之间也总有嫌隙。越是自身影响力快速上升，越要保持冷静。是沉湎于“权力转移”的诱惑，把对外交往和传播导入争夺所谓全球主导权的叙事，或者被重新冒头的“G2”论调迷惑，成为“大国决定论”的践行者，追求所谓“两极共治”？还是继续笃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和路径？明面的答案显而易见，身体的选择则要经受实践检验。 时局的动荡往往是思想迸发的温床。西方的衰落首先是欧洲的衰落，在焦虑情绪中煎熬的欧洲人自然想得很多。芬兰总统斯徒布作为欧洲思想库的新晋明星，于2025年12月2日在《外交事务》上发表《西方的最后机会：如何在为时已晚之前建立新的 全球秩序》一文。他认为，二战后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益走向消亡，酝酿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多极化新秩序，一个“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全球南方”的“权力三角”正在形成。未来十年世界可能出现混乱持续、秩序崩溃或重新平衡三种情景，新的国际秩序形态将由大小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共同决定。唯有以多边主义为导向，通过改革与合作，才能避免冲突加剧，构建公正持久的新秩序。 以多边主义防止多极失序，是中国与欧洲、全球南方国家国际秩序观的最大公约数。我们要以更明确的主张和与之相匹配的实际行动让国际社会相信，与中国一道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平衡下的合作，而非多极竞争下的失序，是人间正道。 2025年4月中央召开了周边工作会议，明确了新时期周边外交在实现发展繁荣、维护国家安全、运筹外交全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多重定位，特别强调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这就更加突出了周边外交的全球示范意义。当下中国面临的一大严峻考验是，周边热点密集，有形成“环中国冲突带”之虞。在周边，中国不仅要作繁荣的输出者，也要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这两件事都做好了，世界方会真正采信中国。 当由霸权衰落、权力真空和治理缺位等因素共同织就的全球失序、失衡风险不断积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世界变局所酝酿的机会——无论是在全球治理、地缘政治、“中间地带”位移还是产业布局意义上的——是倾向于中国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让外界了解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作用在哪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让世界看到自己在做什么。从此意义上讲，战略对话永不过时，即便是与最互不信任的对手；国际传播还需加强，即便是在对手污名化中国话术开始崩塌之时。 # 三个风暴眼：从极限博弈到冷酷均衡的转向 王从越 历史从不匀速前行。它往往在某些关键节点骤然加速，又在压力累积至极限时突然刹车。回望2025年，全球政治并未迎来新的激情时代，相反，它在连续数年的高强度对抗之后，被迫按下了“减速键”。 如果说2022年标志着既有国际秩序的系统性松动，2024年是多重冲突相互叠加、风险全面外溢的高点，那么2025年，则构成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拐点”。在这一年，全球地缘政治的三大风暴眼——中美关系、中东局势与俄乌冲突——几乎同步触及了各自的承受边界。 这种“拐点”并非源于良知的觉醒或仇恨的消弭，而是源于更为冷酷的现实约束：经济承压能力的极限、军事动员能力的极限、以及国内政治耐受度的极限。2025年，世界在悬崖边缘完成了一次惊险的急刹车，从意识形态的狂热回归到了地缘政治的残酷现实主义。2025年并非和平之年，却是冲突开始转向“终局逻辑”的关键年份。 # 中美关系：痛苦的“压力测试”与被迫形成的稳定 2025 年的中美关系，演绎了一场高度对称、不断加码的“胆小鬼游戏”。 随着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华盛顿迅速重启并升级对华经贸施压。年初宣布的全面高关税措施，试图以“关税冲击波”快速重塑中美力量对比，其逻辑延续了2018年的路径依赖：通过制造短期经济剧痛，迫使中国在结构性问题上让步。 然而，2025年的中国已不再是七年前的中国。面对“关税战2.0”，中方没有选择回避或拖延，而是实施了高度聚焦、强度可控、但后果深远的对等反制。针对关键矿产、重稀土、高性能磁体等领域的出口管制，直接触及美国高端制造、军工体系与清洁能源产业的供应链上游。这一轮反制并非情绪化回应，而是一次清晰的战略信号释放：中美博弈已从市场准入问题，升级为产业安全与国家能力层面的对抗。 年中阶段，双方同时承受显著的国内压力。美国通胀反弹、企业成本激增、劳动 力市场紧张、军工供应链预警频发；中国则面临出口企业盈利承压、内需不足、消费疲软、外部环境进一步收紧的现实考验。 真正的“拐点”，出现在双方同时意识到继续加码将导致“相互保证的经济损失”。当博弈的收益曲线明显转负，理性开始回归。 10月的中美领导人会晤和11月的中美元首通话，与其说是握手言和，不如说是一次底线确认。在完成极限施压测试后，双方选择暂时冻结对抗烈度。这不是和解，而是一种基于实力对等与风险评估的“被迫稳定”。这种稳定是冷酷的，它不再建立在重返“接触”政策的幻想之上，而是建立在“谁也吃不掉谁”的现实认知之上。 2025年，中美由此确立了一种新的共存模式：在不可调和的领域继续竞争，在不可承受的风险面前保持沟通；不再幻想全面脱钩，也不再期待相互塑造。 # 中东局势：废墟上的“临界性止损” 如果在中美博弈中我们看到的是力量的平衡，那么在中东，我们看到的则是力量的系统性透支。 2025年的巴以冲突在持续近两年的血腥拉锯后，进入明显的边际递减阶段。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绝对安全”的战略目标，但加沙战场的泥潭化以及北线压力的长期存在，使这一目标在政治与军事上同时失去可行性。 2025年的关键变量，来自美国中东策略的明显转向。特朗普政府摒弃了渐进式斡旋，转而采取高度交易化、强压式的介入路径：对以色列明确设定军事行动红线；对沙特等地区国家提供升级版安全与技术合作；对伊朗及其代理人释放明确的威慑信号。这种方式并不优雅，却在一个各方均已疲惫的时间节点产生了现实效果。 阶段性停火之所以能够迅速达成，根本原因在于冲突双方同时触及承受极限，国内政治与人道压力促使以色列与哈马斯产生强烈的“止损”动机。在以色列，解救被扣押人员已上升为压倒性的核心诉求；在哈马斯一侧，军事能力衰减与治理压力叠加，使其亟需通过停火换取喘息空间。当前停火框架在人员交换、安全降级与人道准入等关键议题上实现了最低限度的利益对价，从而为短期停火提供了现实可行性。 因此，此次停火更像是冲突在高烈度对抗后触及政治与军事极限的“临界性止损”，而非通向持久和平的制度性解决。停火虽可阶段性落实，但以色列国内政治撕裂与哈 马斯地位之争仍未化解，决定其能否越过这一拐点、走向长期稳定，仍取决于后续多方博弈与外部约束的持续作用。 # 俄乌冲突：从消耗战走向终局博弈 对于欧洲大陆而言，2025年是一个彻底告别幻想的年份。俄乌冲突在这一年进入高度固化阶段。战线长期停滞，战争形态退化为典型的消耗战。 特朗普政府在此问题上的介入，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征：通过双向施压，迫使冲突双方重新评估战争收益。对基辅而言，援助不再无限；对莫斯科而言，拒绝谈判的成本显著上升。特朗普在感恩节前突然抛出的“28点俄乌和平计划”，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方案，而是一份高度体现交易政治逻辑、以极限施压制造谈判杠杆的政治文本。 这一方案之所以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震动，恰恰在于俄乌冲突本身已逼近多重“拐点”。乌克兰在人口、军事动员与经济承受力上接近极限，继续坚持理想主义的“完全胜利”路径，可能意味着失去最关键的外部支持；俄罗斯虽维持进攻态势，但战场推进效率低下、人员与物资损耗巨大，叠加制裁持续加码，战争的边际收益明显递减，同样需要一个体面“下坡”的出口。 正是在这种双向承压的背景下，“28点计划”虽极端、粗暴，却成为推动战争“终局讨论”浮出水面的催化剂。特朗普通过先行抬高要价、再留出回旋空间的“TACO”策略，迫使各方正视一个残酷现实：战争并非无限期可持续，政治必须重新介入军事。此后条款不断修订、期限反复延后，也印证了该方案更多是谈判工具，而非终极蓝图。 欧洲的集体反弹，则凸显了另一重“拐点”——俄乌冲突已不再只是战场问题，而是关乎欧洲安全架构与政治主体性的根本拷问。美俄若绕开欧洲直接塑造终局，将意味着欧洲在自身安全事务上的结构性失语。 总体而言，“28点计划”标志的并非和平的到来，而是俄乌冲突从“无限消耗”走向“终局博弈”的关键性拐点时刻。无论最终方案如何调整，战争的可选空间正在迅速收缩，现实主义正不可逆转地压倒理想主义，终局已不再是“是否出现”，而是“以何种代价出现”的问题。 # 拐点之年：从失控对抗到“冷和平”的现实重塑 2025年不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年份，它充满算计、威慑与妥协。但它极其重要，因为它标志着过去数年那种不断外溢、接近失控的混乱，终于撞上了现实的边界。 2025年之所以是“拐点”，在于意识形态狂热开始系统性退潮，地缘政治现实主义重新占据上风。中美探明了大国博弈和经济战的底线；巴以探明了武力解决仇恨的极限；俄乌探明了地缘政治版图变迁的边界。 2025年告诉我们，世界没有毁灭，但世界已经改变。在此之前，国际体系在下坠；在此之后，它将在低位寻找新的、冷酷的均衡。对于任何一个大国而言，度过了2025这个“拐点”，接下来的任务不再是盲目的冲杀，而是如何在新的规则与约束下，经营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冷和平”。 # 中美关系, 急风骤雨中的韧性与新局 达巍 2025年的中美关系，仿佛是前七年中美关系的“浓缩”和“快进”。特朗普政府4月以“对等”为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施加高额关税，9月末对华出口管制层层加码，两次激起中方坚决反制，双方一度威胁要将关税水平提升到 $100\%$ 以上，显示了经贸摩擦的空前严重程度。中美关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出现两次严重波动，波动频率之高可谓空前，不过两次波动分别只持续了大约一个月，5月日内瓦经贸磋商进程和10月底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会晤推动实现了暂时的缓和，两国关系恢复稳定的速度也是前所未有。 # 波动模式的反复轮回 在2025年之前的七年里，中美关系曾经历过三次持续时间长得多的困难时期。从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挑起对华贸易战，到2020年1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两国关系经历了22个月的困难。协议刚达成，新冠疫情开始全球蔓延，中美关系再次急转直下，其间美国总统换届并未带来起色，直到2022年11月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这一轮困难持续了35个月。刚刚稳定了几个月，2023年2月的“气球事件”又将两国关系推入第三次波动，直到九个月后的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才再次实现稳定。 八年时间，经历了来势汹汹的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和老谋深算的民主党拜登政府，中美关系在五次重大波动后最终都实现了稳定。这种波动模式的反复轮回，显示了急风骤雨中的中美关系之强大韧性。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两国以及对全球的重要性，推动着两国关系在经历一轮又一轮的困难之后又复归稳定。 # 中美关系或将迎来转折点 在显示韧性的同时，2025年的中美关系还出现两个重要变化。新的态势或许将为两国打造真正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可能。 在美国一侧，特朗普政府尽管在战术层面尽显混乱，其全球战略仍显示出连贯、清晰、深刻的转变：美国正在根本性地调整其与全世界的经济和安全关系，从冷战后的自由国际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冷战结束以后建立在美国绝对实力优势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瓦解。以特朗普政府2025年4月2日宣布的“解放日关税”为代表，美国的经济政策正在清晰地转向民族主义。美国已经放弃以经济效益特别是金融资本效益为最高追求的“华盛顿共识”，转而强调经济政策必须服务于重建美国中产阶级和美国制造业的政治目标。与此同时，以美欧、美俄以及美印关系发生的变化为代表，美国也在深刻调整其安全政策，不愿继续以过高代价不对等地维护其全球盟伴体系，让其他国家“免费搭车”。推动美国全球战略发生这种转型的战略界力量在过去十几年中逐渐从“异端”变成“主流”，这种情势未来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只有把美国对华政策放到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其特质和趋势的变化。简言之，过去十余年的美国对华政策变化，既源自其不愿见到竞争对手超越自己，同时也是美国整体对外战略宏大转型的表现和结果。作为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打造者和维护者，美国的战略“转身”意味着旧秩序的崩解已不可避免，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需要在新秩序内重新平衡彼此关系，而非怀着对旧时代的“乡愁”彼此怨恨。 在中国一侧，由于自身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和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也由于自2018年以来在对美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心理准备，过去一年的对美斗争高度自信、坚决果断，取得卓越成效。面对贸易战，中国是唯一一个对美国进行对等反制、决不妥协的大国，目前美国对华新增关税水平在各国当中仅居中游水平。9月，作为对美国对华出口限制措施的反制，中国强化了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对特朗普政府形成有效威慑。 可以说，自2018年美国挑起对华贸易战以来，两国第一次站在了对等位置上。也可以说，以核大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形成的“确保相互摧毁”作比，中美首次在经贸领域形成了“确保相互干扰”的关系，双方均有能力给对方经济和产业链造成严重扰动。就像历史上核武器确保了美苏冷战未滑向热战，如今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确保相互干扰”有助于防止两国经贸矛盾过度激化。 韧性中的新局，或许意味着过去八年持续恶化的中美关系可能迎来一个转折点：两国将在一个双方实力更加对等、战略上彼此更加独立的环境内开展博弈。如果双方处理得当，两国有可能控制对抗和竞争的烈度，并以更加冷静的心态看待对方以及对方的战略调整，进而实现和平共存——这是特朗普剩余任期内中美两国可以追求的目标。2026年中美元首有望多次会晤，这必将为两国关系在新时期探索合理相处之道提供根本指南和强大动力。 # 跨大西洋关系:从“摩擦”到“漂移” 孙威昊 跨大西洋关系并非没有经历过风雨。冷战时期的核战略分歧、伊拉克战争后的政治裂痕、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军费与贸易摩擦，都曾使同盟承压。但2025年以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美欧关系不再只是围绕某一具体议题的争吵，却更像是一种方向性的漂移。机制仍在运转、旗帜仍在飘扬，但风向已变，同盟友谊的小船被一股不易察觉却持续存在的洋流推离旧航道。 漂移体现在美国对欧洲的定位变化上。过去的跨大西洋关系更像是一座共同维护的桥梁，一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一端是欧洲的制度规范。现在，这座桥越来越像一条收费公路，美国强调成本、回报与条件，欧洲则担心自己的通行权被随时改写。双方关系的逻辑基础正从同盟共同体走向条件性合作，从制度性联结走向更具交易色彩的安排。 漂移也体现在欧洲的心理结构上。欧洲仍把美国视为不可替代的安全提供者，却越来越把美国同时视为一种战略不确定性的来源。然而，欧洲的“美国预期”某种程度上已被特朗普成功管理，只要特朗普仍愿意在俄乌问题上投入注意力，欧洲就会认为“总比被彻底抛弃要好”。这种庆幸式依赖不是信任，是焦虑下的自我安抚。 漂移并不意味着跨大西洋关系立即断裂，意味着同盟开始进入一种更危险的形态：即便表面稳定，内核也逐渐变质，双方不再共享对“何为秩序、何为威胁、何为责任”的基本共识。由此看来，2025年以来的跨大西洋关系正站在临界点上。 # 一份文件与一场冲突：美国对欧政策调整的意涵 如果要剖析特朗普二任对欧政策的核心变化，白宫2025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俄乌冲突就是最好的切入点。更关键的是，二者不是并列事件，而是互为佐证，战略文本揭露了特朗普政府的世界观与战略规划，冲突应对方式具体展现了其调停手段与对盟友的“驾驭方式”。 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非专门写欧洲，但其涉欧章节在欧洲战略界引发震动，原因在于它以一种意识形态化、文明叙事化的语气重新定义欧洲，也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025年2月在慕安会相关讲话的“加强版”。这类表述的政治冲击远超传统意义上的军费分摊争执，相当于把欧洲从战略伙伴降格为需要被诊断的对象。 在特朗普政府看来，欧洲不再是稳定支点，而是面临人口结构变动、移民难题、言论空间受限与身份认同危机的大陆。这些因素还被用来推导出更具羞辱性的结论，即未来某些欧洲国家可能不再有足够能力扮演美国的可靠盟友。同时，这份文件不仅尖锐批评欧洲，还在欧洲内政光谱上选边站队。文件对欧洲所谓“爱国党派”的影响力扩张十分乐观，并把培育欧洲内部右翼力量表达为一种政策意向，而这被欧洲战略界人士视为美国对欧洲内政的干涉。 总之，这份文件不仅在批评欧洲做得不够，更在谈欧洲“是什么”以及欧洲“应该变成什么”。当盟友关系被嵌入文化身份与意识形态忠诚度的衡量标准时，传统的制度化同盟就会出现不可逆的裂纹。 如果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改变了叙事，那么特朗普政府应对俄乌冲突的方式改变了规则。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因和平方案的推进方式而遭到严重削弱。“28点和平计划”公开后，欧洲内部忧虑迅速放大，甚至出现讨论通过抛售美债、调整冻结俄资产管理方式以增加筹码、强化欧洲谈判地位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欧洲的不安，不在于某一项条款本身，而在于美国针对俄乌的关键决策缺乏欧洲盟友的参与和讨论。欧洲长期把特朗普当作“可管理的变量”，每次“挨批”都强颜欢笑、努力讨好，但这种策略像在循环播放同一天的电影，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熟悉的剧情。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并非毫无章法，其优先目标一直是推动冲突结束，以消除美俄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欧洲当下的核心恐惧是，美国可能并不以欧洲安全为中心来定义“和平”。 把这份文件与这场冲突放在一起看，就能理解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的深层逻辑：同盟不再是身份共同体，而更像一种可被重新谈判的契约。对华盛顿而言，欧洲既是重要战略资产，也是潜在成本；当美国战略资源更聚焦于本土经济和地区优先事项时，美国就会以成本－收益视角出发跟欧洲“算账”。这也意味着美国对欧洲的战略期待在降级，不再视其为不可替代的同盟伙伴，而是一个可在成本、风险与收益间重新计算的对象。 # 欧洲的处境：意见分裂与集体焦虑 面对美国的“再定义”，欧洲不是没有反应，而是反应过多、方向不一，可以大致概括为三派：务实派、规范派与特朗普拥护派。 务实派的核心逻辑是风险管理。这一派认为，在多重外部威胁面前，美国仍是欧洲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因此应在保持合作的前提下，通过增加防务投入与经济多元化逐步转型，同时避免跨大西洋贸易战与乌克兰风险外溢。务实派并非不理解美国的问题，而是更担心没有美国的后果。他们是欧洲版的“现实主义消防队”，不一定能修好设施，但要先防止火势蔓延，尤其不能烧毁通往大西洋彼岸的桥梁。 规范派关注的不是短期安全缺口，而是同盟范式变化带来的结构性代价。当美国把安全承诺与贸易、技术、数字监管等议题挂钩，并以交易方式索取让步时，欧洲不仅会在国际舞台上失去自主性，其内部民主制度与社会整合也可能遭受冲击。对规范派而言，最危险的不是美国撤出，而是美国留人不留心，不断试图改造欧洲甚至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 特朗普拥护派集中于欧洲部分民粹与右翼势力。他们欢迎“美国优先”的主权叙事，认为能借机打破欧盟超国家机构束缚，实现所谓战略独立，但内部也存在路线分歧：有人愿为安全承诺接受高成本合作，也有人主张更激进的脱钩。当《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开表达对欧洲“爱国党派”的乐观态度时，这种跨大西洋右翼共振更可能放大欧洲内部政治分化，并反过来削弱欧盟整体行动能力。 三派并存，使欧洲呈现出一种集体焦虑：既害怕被抛弃，又担心被改造；既想要自主，又担心自主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既想维持统一，又被内部政治撕扯。于是欧洲常常陷入一种“拖延自救”的策略，即在关键时刻先把美国拉住，并尝试在政策文件与预算讨论里慢慢谈自主。但这类策略短期可能有效，未来需要付出的调整成本却将只升不降。 # 跨大西洋关系面临危机，中国成赢家？ 跨大西洋关系已然迎来临界点。对欧洲而言，美国的这种转变既是压力，也是机遇。它迫使欧洲重新思考战略自主的真实含义，这不单单是增加军费或建设防务能力， 更是要建立能够在美俄、中美关系波动背景下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与战略能力，减少对任何一个外部大国的依赖。如果欧洲能够在危机中找寻并把握机遇，形成更统一的战略目标，那么即便美国彻底调整对欧定位，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仍有可能上升；反之，若欧洲仍无法处理内部政治和战略上的分裂，其在未来大国关系中的地位恐将被更进一步边缘化。 然而，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不会自动转化为中国的战略红利。更可能出现的是三种后果的叠加。第一，中欧合作空间可能出现但更条件化。当欧洲在不确定性中寻求更多外部支点时，中欧在气候治理、能源转型以及其他全球治理等议题方面确实存在合作机遇，但欧洲对华政策仍受美国安全与技术框架牵引，合作空间更可能表现为可谈、但难落地，可推进、但易反复。 第二，欧洲对华心态更趋焦虑。美欧关系漂移会放大欧洲战略焦虑，使其在对华问题上更敏感，既担心被美国要求站队，又担心自身战略回旋空间遭到压缩。这种焦虑容易导致政策摇摆，增加中欧关系的不确定性。 第三，中国需要面对一个更碎片化的欧洲。美国对欧洲内部政治力量的偏好（尤其对右翼力量的正面评价）将强化欧洲内部裂解趋势。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欧洲这一对象更难以被视为单一整体，既要理解欧盟层面的规则与叙事，也要理解成员国政治光谱变化带来的差异化诉求。 因此，在跨大西洋关系站在临界点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提升对欧洲政治与战略生态的精细化理解，降低误判；在可合作领域强调可预期与可执行，避免“高开低走”；同时也要为欧洲政策反复、跨大西洋压力外溢预留空间。换句话说，中国面对的不是一扇突然打开的门，而更像是一条出现分叉的道路，每一条路都能走，但都需要更强的判断能力与战略耐心。 # 欧亚棋局:为赢得“赛点”而屏气 宋博 2025年的欧亚地区，依然以俄乌冲突为焦点。这场冲突仿佛巨大的漩涡，在其周围还制造了一些“周边漩涡”。但无论局势的变化多么复杂，立场对立的各方实质上都认为自己已经来到了这场残酷竞赛的“赛点”时刻，虽然自身已虚弱不堪，但为了赢得赛点，各方如同即将到岸的游泳者一样，试图通过拼命的屏气，为自己争取最终的胜利。 # 俄罗斯：屏气游抵彼岸的一年 俄罗斯是屏气努力最大的一方。比较2024年和2025年，俄罗斯在前线保持的兵力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俄乌之间的接触线维持在2000至3000公里左右，但双方发生激烈战斗的火线相比2024年大幅缩短，只保持在800公里左右。 在冲突中，俄方的军力和财力的损耗都非常大。2025年，俄政府开始要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更多地承担参战军人的抚恤费用。俄罗斯政府也开始征收更多的税费以弥补财政开支。过去两年，“以战求增”的战时经济模式也开始出现熄火迹象。2025年，俄政府在军事和军工领域的大幅投资，不再像前两年那样可以换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俄罗斯的铁路运输周转量、发电量等关键经济活跃指标都显著下降。由于过去两年高增长带来的高通胀，俄罗斯经济也陷入抗通胀与保增长的两难境地，国内金融市场出现显著的紊乱迹象。 站在俄罗斯的决策层来看，上述这些问题并不能撼动俄坚持作战的战略决心。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虽然面临很大的困难，但其对手——乌克兰和欧洲陷入了更大的麻烦当中。与过去两年相比，俄方的军事行动自由度反而显著上升，俄方不再担忧美国会给乌方增援更强大的武器，也看到乌军的侧后袭击行动因为美情报供给缩减而显著下降，更不担忧乌方会在美欧的情报及军事支援下，再次开辟类似库尔斯克的“第二战线”。 对于前线的俄军来说，主要困难反而变得更加简单，即如何破除乌军在正面的坚强抵抗。从俄罗斯的视角看，作为人口三倍于乌克兰、综合国力数倍于乌克兰的大国，俄罗斯积蓄足够的力量“压”过乌克兰，是可以看到的最终结局。因此，无论特朗普上台后对俄乌冲突释放出何种信号，俄方一直坚持既定立场，即要求只有在乌军撤出俄拟攻取地域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停火。对于俄罗斯来说，2025年的冲突逻辑变得更加简单：坚持下去获得军事胜利或坚持下迫使乌欧让步退让。 # 乌克兰与欧洲：屏气等待转机的一年 从2024年11月开始，乌克兰和支持乌克兰的欧盟国家，就陷入焦虑之中。特朗普明确的厌乌情绪和清晰的拒绝援乌反俄立场，给乌克兰的外交团队带来了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最大的压力。 乌克兰并没有陷入沉沦。泽连斯基政府做出了诸多尝试，试图“偏转”特朗普的政策立场。在特朗普刚当选的时候，乌克兰为了迎合这个新的重商主义团队，主动提出拿乌克兰的矿产资源作为获取美援的交换标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党争中都拿乌克兰作为工具，但作为风暴眼的乌克兰却坚持了隐忍的态度。在泽连斯基进入白宫面对“不知感谢”的指责时，乌克兰总统反复表达对特朗普和美国的感谢。 然而，遗憾的是，特朗普的政策立场虽然发生过些许动摇，甚至一度支持乌克兰对俄能源设施展开更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基于自己和美国的利益，特朗普政府依然彻底重组了冲突中的美乌合作关系。过去3年，乌克兰能够在战局中支撑的重要原因就是拜登政府组建的“美国军援、欧盟财援”的援助体系。在特朗普的大幅调整下，美国对乌援助由“援”变“售”，拜登政府时期年均高达100多亿美元“总统特别拨款权”援助（PDA）不见踪影。美国甚至主动退出了负责军援乌克兰的核心机制——“拉姆施泰因”协调小组。在军援显著缺位的背景下，2025年的乌克兰军事活跃度显著下降，乌克兰只能在战况最激烈的波克罗夫斯克（红军城）勉力支撑，而面对俄军从苏梅、赫尔松以及哈尔科夫的渗透攻击则反击乏力，更鲜有类似库尔斯克反攻的战略性反攻行动。 2025年欧盟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面对空前压力。在年初欧盟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互动中，欧盟支持乌克兰的立场虽然无法得到美国领导人的理解，但欧尔班等亲俄的欧 洲领导人也未能夺取俄乌问题上的议题主导权，欧盟依然以“团结援乌”的形象站在世界舞台。但和前三年相比，在乌克兰问题上一直居于道德制高点的欧洲开始遭受特朗普的定向打击。先是美副总统万斯等高级官员指责欧洲援乌不力，接着特朗普在接待泽连斯基的过程中对前来“站台”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刻意忽视。在俄美阿拉斯加峰会后，苦于乌克兰问题毫无进展的特朗普又将欧洲购买俄能源产品事情公诸于世。 在美国接二连三的抨击下，欧洲在这一年开始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援助者。英国和德国接手了美国撤出的拉姆施泰因军援机制，欧盟在继续向乌克兰财政输血的同时，又额外辟出大量资金采购美国装备以弥补乌克兰战场的损耗。欧洲国家还在陆地和海上与俄军发生了严重对峙。 当欧洲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扮演大西洋体系的前沿地带角色时，其自身的严重弱点也在俄乌冲突中被放大：欧洲国家在决策中既缺乏团结也缺乏集中；欧洲的军事和国防工业上严重落后俄罗斯，依赖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弥补自身的军工产能不足；在不愿意放弃对抗中国的背景下，欧洲经济难有起色，财政供血能力捉襟见肘。缺乏能力的欧洲，在2025年的大部分时间，依然扮演着“抨击者”的角色，欧洲领导人对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保持的批评姿态，试图通过舆论世界的强势为乌克兰争取更多的外援，但事与愿违。 在202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为了应对2026年更加严峻的援乌压力，欧洲国家试图全面征用俄在欧资产以弥补不足，不料引发了俄在欧资产储备最大国——比利时的激烈反对。在未来一年，欧洲的援乌抗俄的坚定立场，似乎将消解在这些琐碎繁复的争吵当中。 乌克兰和欧洲，在特朗普的压力下，逐渐走到了最艰难的阶段。但乌克兰和欧洲的精英仍然寄希望于2026年。在众多不利的消息中，属于乌克兰的好消息是，在军援大幅降低的2025年，乌克兰军队经受住了俄军的大举进攻，将俄一年内新增的净控制区域限制在5000平方公里以内。乌克兰在前线的韧性似乎与俄罗斯持续整场冲突的韧性一样强。这给乌克兰支持者带来新的战术策略，即“以拖待变”。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在附和特朗普的过程中愈发敷衍。当特朗普提出以牺牲乌克兰利益为主导的28点方案后不到一周，欧盟和乌克兰在高调附和的同时，迅速将其修改成明显有悖于俄方主张的19点方案。这些外交策略说明，乌克兰和欧洲已经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2026年的未来，希望美国的中期选举或俄罗斯的国力不济，能给自己带来转机。 # 南高加索和中亚：深呼吸的一年 2025年的南高加索，实际上远离了地缘冲突，但却意外成为特朗普“和平外交”的重大成果之一。美国通过强制介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战后重建，并架空设置所谓“特朗普之路”，将该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资产化处置，特朗普和其相关的利益集团则获得了利益优先分享权。在2025年的阿亚关系中，美国其实是唯一的变量。阿塞拜疆的主要军事行动在2024年已基本完成，亚美尼亚的国内政治也趋于缓和，不再寻求强硬对抗。该地区长期的忧患是土耳其影响力的显著扩大，并可能引发阿塞拜疆新的主动军事行动。但2025年，南高加索三国都陷入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矛盾中，避免社会矛盾激化成为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对外政策上，无论是格鲁吉亚应对欧盟的亲俄指责，还是阿塞拜疆因客机击落问题与俄罗斯开展外交抨击战，这些国家都是深吸一口气，点到为止，并不敢于引发新的地缘冲突。 中亚国家的情况既相同也有所区别。相同的是，中亚国家依然与俄罗斯经济深度关联，在俄罗斯经济出现些许喘气的2025年，中亚国家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外贸环境出现显著恶化，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纵深打击，已经严重削弱了中亚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因此，中亚国家相比往年，在批评俄罗斯的调门上调低了许多。特朗普本来对中亚国家比较忽视，但在“关键矿产资源”成为中美竞争主题词后，拥有丰富矿产资源和冶金能力的中亚也开始得到美国、欧洲和印度的青睐。中亚国家开启了“ $\mathrm{C}5 + \mathrm{X}$ ”的集体外交行动时代，与美欧印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但与南高加索不同的是，中亚国家地理上直接毗邻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政治上与美欧印保持友善关系，传统上与俄罗斯维系千丝万缕联系，这使得中亚国家在当前这个大国竞争时代，反而成为少有的拥有极轻的选边站队压力的地区集体。中亚国家在2025年开启了多个长期性的发展与建设计划，显示出中亚国家的“深呼吸”更具有长期性。 # 蹄躅于国际秩序拐点上的欧洲与中欧关系 石岩 2025年，特朗普及其关税政策的回归、美欧关系的紧张、中国—欧盟建交50周年等变量，都未使中欧关系出现实质性好转。两个重要的评判指标是：双边仍未修复政治信任，也没有发布符合其“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身份地位的共同倡议或愿景共识。换言之，2025年的中欧关系虽然没有继续大幅偏离航道，但远未回到其原有的高度，而是在实用主义中不断退化。 中欧双边政治互信仍是赤字。两大负面因素在2025年继续产生影响，一是欧洲仍不愿接受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与中俄关系；二是欧洲对华政策仍无法独立于美国，甚至为留住美国的安全承诺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牺牲中欧关系。政治互信的缺失，决定了双边关系只能低水平徘徊。 中欧经贸关系正经历更深刻的分化与碰撞，经贸摩擦从贸易、投资到供应链全面泛化。为应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上升，欧盟动用各种政策工具进行干预，包括根据所谓“外国补贴”对中企动用“黎明突袭”调查。电动车反补贴案的本质则是中欧在经济模式、产业生态、规则标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多维度的异化与冲突，更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中欧内部改革效率的不同所造成工业效率的分化。虽然该案在2026年初达成“价格承诺”替代关税的关键共识，但中欧双方尚未找到解决结构性差异的方案，未来中国的机器人、AI应用产品等任何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出口都可能被视为“产能过剩”。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创历史新高，更加刺激欧盟以解决“贸易不平衡”为目标来规划中欧经贸合作。荷兰政府在安世半导体事件中的做法非常典型地暴露出欧洲对供应链安全的焦虑，以及中企在欧投资的政治风险，是中欧政治互信缺失在经贸领域的投射。 中欧政治互信缺失和经济竞争上升，将2025年的欧盟对华关系继续围困在“制度性对手”“去风险”的政策叙事中。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日本的“三不准”言论则将中德关系推向地缘政治和挑衅中国主权的风险中。尽管2025年有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高调访华且取得丰硕成果，但中国和欧盟层面的关系仍无实质性改善。5月 6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与欧洲议会同步全面取消对相互交往的限制，却未再听到CAI（《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批准进程重启的消息。 内外多重压力下，欧盟愈加将实用主义作为对华关系和处理大国关系的准则，突出表现在：第一，以交易型思维处理大国关系。预判到特朗普回归将带来关税冲击，欧盟也曾一度对华释放积极信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于2025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欧盟“必须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以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但俄乌冲突延宕，欧洲在对美安全依赖加深和特朗普关税的强大压力下迅速屈服，甚至试图祸水东引。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欧美应联手应对中国，而非针对彼此。 第二，“以成果为导向”的对华接触。中国和欧盟曾一度以“伙伴关系”为导向，以全球议程为愿景。2003年，中国一欧盟关系提升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双方发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2014年中欧提出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在2015年中国一欧盟建交四十周年期间，中欧领导人都表示要推动中欧四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然而到了在2025年建交五十周年期间，“伙伴关系”早已不在欧盟对华关系的叙事中，取而代之以“制度性对手”的身份定位。在2025年中欧峰会前，欧盟不断传递消极信号，包括禁止中企竞标500万欧元以上欧盟医疗采购项目，还将两家中国金融机构列入对俄制裁清单，并在6月末单方面宣布取消举行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称“只有在贸易问题取得实质进展的前提下，对话才有意义”。在上述背景下，峰会会期也缩短至一天。 中欧双边关系的退化必将拖累多边和全球议程。中欧作为两大经济力量和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本应携手应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而欧盟却选择以实用主义、投机主义和交易型思维应对，中欧各自为战。中欧也曾一度展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雄心。中欧于2005年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建立气候变化伙伴关系；2015年在布鲁塞尔发表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称共同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2025年中欧峰会本来恰逢中国与欧盟建交50周年和《巴黎协定》达成10周年，双方发表了《中欧领导人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但是在峰会前，欧盟却对是否签署气候联合声明意愿不足。 如果中欧不能在战略层面取得共识，那么双边关系就只能陷在具体的争议与分歧之中。很遗憾，到目前为止，中欧双方对国际秩序变化方向的理解仍然有根本性的差异。 2025年，国际秩序在过去十年变化的基础上加速转型。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更是成为国际秩序走过拐点的“加速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以美国霸权为主要支撑的国际秩序已经解体。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积极破坏国际秩序，俄乌冲突则从另外一个方向对旧国际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在上一个秩序中崛起，但是始终对国际秩序有着自己的坚持，对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始终有所保留。面对巨变的世界，而欧洲仍在坚守已被其创立者所抛弃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欧洲所留恋的多边主义，是在有美国参与的多边体系框架内、美国霸权之下的多边主义。为坚守这一秩序，欧洲现在甚至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与美俄中三大国矛盾重重的地区。从旧视角看，欧洲当然对中国的崛起、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有着种种看法。2026年伊始，格陵兰岛问题或从外部将欧洲完全敲醒，民粹主义右翼则从内部唤醒欧洲。不仅是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拐点，欧洲在世界中的位置也在经历拐点。曾经的美国霸权已在变异，其治下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加速成过去，欧洲应在现实中寻找新秩序。 如果说，中美关系仅仅实现“和平共处”这一目标，就已是对彼此的成全、对世界的贡献，那么，中欧关系的使命却不止于此。这不仅是因为中欧本就没有地缘政治矛盾和权力之争，更重要的是，中欧都是全球化与多极化的支持者。作为这两大趋势中的两个重要角色、全球议程的担当者，中欧只有聚焦合作与发展，打造大国和区域双边关系的典范，凝聚真正的多边主义共识，才能在新秩序中树立自己的位置，进而建立更加富有建设性的稳定关系。 # 信任缺失时代的拐点: 中美人工智能博弈走向何方 肾茜 回望2025年的中美科技关系，人工智能是最具象征意义的关键词之一。它既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核心动力，也是当下大国博弈中最敏感、最不稳定的变量。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竞争正在重塑中美关系的结构性走向，也为全球技术治理与国际安全投下长长阴影。 但如果拉长时间轴看，在过去十余年间，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关系曾呈现出高度互动的特征。在深度学习快速发展的早期阶段，中美研究人员长期活跃于同一批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在算法、安全与伦理等议题上展开专业讨论；企业层面亦在相对开放的技术生态中展开竞争与合作；关于“以人为中心”“防范算法偏见”“保持人类控制”等问题的共识，最初正是在这样的跨国知识共同体中逐步形成。 然而，这条原本并非零和的轨迹，近几年正在发生明显偏转。 人工智能地位的变化首先体现在美国政策叙事的转向之中。随着技术能力的跃升与应用场景的外溢，美国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框架从“新一代通用技术”逐步转向“关键战略能力”，并进一步上升为国家安全竞争工具。 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的美国官方文件明确提出要“赢得人工智能竞争”，并将人工智能视为决定未来国家安全、军事优势与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技术。这一表述本身标志着人工智能被正式纳入地缘政治竞争的主战场。技术问题不再仅仅关乎效率与创新，而是被重新编码为攸关国家命运的安全议题，人工智能的“安全化”正在深刻改变中美互动的逻辑基础。 在此背景下，信任缺失成为合作最现实的约束。在人工智能治理中，“信任”一词常常被提及，包括对机器的信任，对人机协同的信任，对使用系统的人的信任等等。信任是最基本的要素，也是最宝贵的资源。在国际关系中，信任从来不是抽象的情感变量，而是一种制度性、结构性的产物。当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正是一种典型的“信任赤字”状态。 一方面，美国日益倾向于从制度竞争与战略对抗的视角理解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将其视为潜在的系统性挑战；另一方面，中方认为美国围绕人工智能构建的是排他性规则体系与技术联盟，其安全叙事背后隐藏着遏制发展的战略意图。 人工智能本身的特性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信任。高度复杂、不透明、快速演化的技术体系使得意图难以验证、风险难以评估，由此引发的不只是技术事故的担忧，更是战略误判的恐惧。 在这种互疑结构下，即便双方在某些风险问题上具有高度共识——例如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失控风险、生成式模型的滥用问题、关键基础设施中的AI安全漏洞——也很难转化为实际合作，因为任何合作倡议都会被首先放置在“是否有利于对方”的政治天平上衡量。换言之，问题不在于中美是否理解人工智能的风险，而在于是否相信对方会以相对克制、负责任的方式行事。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信任本身，中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认知差异。西方安全治理传统中，常常强调通过规则、机制和透明度来“逐步建立信任”。而在中国的外交与安全文化中，信任更常被视为合作的前提条件，而非合作的自然产物。对中国而言，在高度不信任的环境下推进技术敏感领域的制度化合作，往往被视为风险大于收益。 但人工智能的特殊性正在悄然改变这一逻辑。与传统技术不同，人工智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低可预测性和快速扩散性。一旦失控，其外溢风险往往跨越国界、阵营与制度差异。从此意义上讲，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有限度的合作正是在努力寻求“风险共识”。 当前条件下，要求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战略互信并不现实，更可行的路径是推动一种以风险为导向、以技术问题为中心的有限合作。这种合作不以价值趋同或制度融合为前提，而是聚焦于几个相对“低政治敏感度、高全球公共性”的议题领域，例如人工智能系统失效和事故的信息交流、高风险AI应用的基本安全原则、对模型滥用、误用风险的技术性讨论、在国际多边平台上进行最低限度的技术沟通与风险通报等。这类合作的目标并非消解竞争，而是防止竞争失控；并非建立信任，而是降低误判概率。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出明显的阵营化和碎片化趋势，部分国家通过联盟机制加速规则整合，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排除在规则制定之外。这种结构性排他，正在削弱全球风险治理的整体有效性。 根据约翰·赫茨的“安全困境”理论，在当前的环境中，中美若完全放弃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任何合作，不仅无法提升自身安全，反而可能加剧系统性不稳定。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在高度竞争的国际体系中，最低限度的沟通与合作，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战略克制机制。 2026年伊始，我们仍想提出这个看似朴素却愈发尖锐的问题：在一个信任严重缺失的时代，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仍然存在合作的可能？这一问题并非空洞的理想主义追问，而是事关全球技术风险管控、国际安全稳定乃至人类共同未来的现实议题。答案或许并不取决于宏大的政治宣言，而取决于双方是否愿意接受一个更为现实的判断——决定合作前景的，已不只是技术能力本身，而是双方是否愿意在高度不信任的环境中，仍为避免失控保留最低限度的理性空间。 站在时代的拐点之上，中美或许难以在人工智能领域成为伙伴，但仍有责任避免成为风险的共同制造者。这样的选择未必能够化解所有分歧，却可以成为这个不确定年代中仍然值得尝试的稳定器。 # 四个问题, 零个答案: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观察 董汀 2025年，开局即是信号。1月，中国深度求索公司（DeepSeek）发布R1模型。训练成本约560万美元，性能比肩OpenAI耗资过亿的旗舰模型。英伟达单日市值蒸发近6000亿美元，创企业史上最大跌幅。2月，巴黎AI行动峰会，本意是延续两年来国际人工智能安全合作，美国和英国却拒绝签署最终声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会场表示，“过度监管可能扼杀一个正在起飞的变革性产业”。人们开始意识到，人工智能硬件优势，或许并非我们以为的制胜王牌，安全治理的国际共识，也未必坚不可摧。然后问题就来了，技术的路往哪里走？投资最终能否回本？治理的规则由谁来定？大国是否注定走向对抗？过往的核心假设同时被打上了问号，但是没有哪个被确凿地证实或者证伪。终其一年，全球都在努力求解，却又都停在了答案揭晓的前一刻。 先说技术。“规模定律”的信奉者仍然毫不怀疑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配方，更多的数据，更强的算力，辅以算法和架构的持续优化，大模型在多模态识别和生成方面几近完美。其思维模式正从快速直觉向系统审慎演进，在编程和数学等复杂任务中展现出高超能力。然而，模型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不透明。2025曾被寄予“智能体元年”的厚望，现实并未那么神奇。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能力，毕竟有些表现也确实惊艳，而是可靠性不足。我们能让它们完成更多任务，却无法解释它们为什么能做，更不能保证下一次还能做得到。年底NeurIPS大会上，来自OpenAI、谷歌和亚马逊的研究者们公开质疑主流范式。“参差不齐的智能”（jagged intelligence）被反复提及。很多人认为模型在某些任务上表现出色，在另一些任务上却莫名无力。能力曲线并非平滑上升，而是呈现锯齿状且伴随不可预测的跃迁。任何一派都无法说服对方，但是至少表明，未来技术发展的路径，不止一条。 资本没有耐心等到路径分明，它已经全力押注。2025年，人工智能投资规模达到了令人瞠目的量级。OpenAI启动了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金额超过全球除二十国之外所有国家的GDP总和。微软承诺投入800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亚马逊计划投资超过 1000亿，谷歌规划投资750亿，Meta年内两次上调资本开支直至720亿美元。有估算数据显示，到2030年，人工智能公司需要年营收2万亿美元才能匹配当前投资规模，但是，按照目前情况推算，每年实际收入或将存在8000亿美元的缺口。且看今年，OpenAI预计全年营收约127亿美元，这一全球估值最高的公司营收仅为估值的 $2.5\%$ 。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流动呈现出的“循环”特征。英伟达投资OpenAI，OpenAI的数据中心装满英伟达芯片；甲骨文斥资400亿美元采购英伟达硬件为OpenAI提供算力，甲骨文同时也是OpenAI“星际之门”的合作伙伴；微软向OpenAI注资130亿美元，OpenAI则是微软最大的云服务客户。还有软银、亚马逊、Anthropic和云服务商CoreWeave，每家公司的投资成为另一家企业的收入，资金在同一系统内循环流动。然而，如今的图景不能简单类比为互联网时代的“泡沫”，资本押注的是基础设施，不是昙花一现的好主意，市场需求也真实存在且快速增长，Anthropic的企业市场份额在一年内从 $12\%$ 跃升至 $32\%$ ；财富500强企业中，已经有超过九成采用了OpenAI产品，而两年前这一渗透率还微乎其微。融资链条也未断裂，年末软银领投OpenAI400亿美元，基础设施交易仍在不断达成。“泡沫还是革命”的争论正在演变为一个现实的会计问题：增长什么时候转化为利润？这个时刻，尚未到来。 资本可以拥抱风险，治理则必须管控风险。但是管什么以及怎么管，大家都在写自己的答卷，使用的语法却各不相同。年初，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生效。法案采用风险分级方法，针对不同风险制定了不同的合规要求。年底11月发布的《数字综合法案》，则承认实施难度超出预期，繁杂的合规要求给中小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大型企业则将成本转化为竞争壁垒。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则非常鲜明，美国必须赢。1月，签署行政命令撤销了拜登政府的AI安全治理框架，将人工智能发展定位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要务。7月发布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通篇是“加速创新”“去监管”和“全球主导”。年底又宣布了新的行政令，与联邦政策冲突的州级监管恐将被取代。中国治理遵循“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独特逻辑。2月，“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研究网络”（CnAISDA）亮相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加入少数拥有人工智能安全专门机构的国家行列。9月，新的生成内容标注规则生效，所有生成的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都需要进行显式和隐式标注。11月，三项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全方位涵盖数据安全和服务安全。三种治理模式还没有完全分道扬镳，但可行的弥合机制在哪里，暂时没有人知道。 治理的多条道路只是表象，更让人困惑的是，这一年，出口管制、技术脱钩、安全化叙事在不断强化对抗。大国围绕人工智能的竞争，目标究竟何在？若为技术能力，DeepSeek已经证明，差距可以被算法效率部分抵消，其最新的V3.2模型在智能体评测中达到了当前开源模型的最高水平；若为市场份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显示，高收入经济体中，接近七成人口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而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率还不足一成。全球南方的需求远未饱和，市场竞争不可能是零和游戏；若为标准制定，硬件确实需要统一标准实现互操作，但是在人工智能主要依赖的软件范畴，标准并不具备一言九鼎的强制力。年底，ISO、IEC、ITU在首尔的联合声明，承诺建立包容的国际标准。未来不同的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合规而非排他性竞争实现互通互解。因此，真正的较量也许在于对人工智能应该嵌入何种国际秩序的不同愿景，如何定义“安全”“负责”“有益”？谁的治理叙事能被更多人接受？今年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中国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明确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国际公共产品，把能力建设、基础设施、标准共识写入框架。因为对多数国家而言，发展和应用的障碍不是缺乏模型，而是缺乏基础设施、人才与可以借鉴的治理经验。中美元首年内在釜山的会晤确认了人工智能领域的良好合作前景。合作不仅可取，更属必要之举。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构成史无前例的生存风险，全球顶尖研究人员对此已经形成共识。然而，大国竞争的逻辑却让合作应对步履维艰。安全对话被解读为泄露优势，共同框架被诟病为向对手让步。即便存在明显的共同利益，各方仍然滑向相互猜疑的螺旋。殊不知若任凭这竞争逻辑持续，最终的赢家，可能是风险本身。 2025年没有答案。但是也许它的意义在于，把问题摆到了无法再回避的位置。悬而未决不等于静止，它意味着所有的力量都在作用，只是合力的方向还没有显现。又或者，这些问题本身可能就是错误的。在蒸汽、电力和通信技术时代，人类曾经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只需要出色的“工具”来实现更强的动力、更亮的光和更紧密的联接。人工智能并不一样，它不仅仅能帮我们解决问题，还开始介入“我们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目标本身。当工具开始参与定义目标，关于工具的所有旧问题都需要被重新提出。 新的一年会有答案吗？大概率不会。但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连问题本身都需要重新审视，这零个答案，就是第五个问题。好的问题，从来比坏的答案更有价值。 # 工程实践引领生产变革科技创新驱动格局重塑 许嘉伦 2025年，世界正站在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成为科技创新、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三大维度同步发生深刻演变的转折之年。在科技层面，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已从酝酿步入突破期，这标志着技术驱动下的生产力与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即将迎来根本性重构。在地缘政治层面，美国的战略重心显著向美洲收缩，其《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全球霸权”时代的终结。这种战略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显著的战略模糊与权力真空，迫使各区域力量加速走向“战略自主”，全球地缘棋盘因此进入新一轮板块重组。在国际秩序层面，以G7为代表的传统西方中心秩序逐渐衰落。同时，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力量，正积极搭建和拓展全新的多边合作平台，推动国际规则朝着更加多元、公平的方向演进。因此，2025年成为这样一个转折点：技术革命重新定义了国家实力的基石，大国战略调整重塑了权力博弈的范式，而新旧秩序的碰撞，则使我们进入到一个多极化、区域化且充满不确定性世界的前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发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都会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科技进步以空前的力量与速度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大科学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科技创新与工程实践变得至关重要。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不断突破人类认知的边界。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第二，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与主战场，各国加速布局新领域和新赛道；第三，中国经济社会进入现代化发展新阶段，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现代化发展的主题。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正经历一场大整合，前沿科技领域已经发生的、即将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不仅加速科技与产业形态的体系性变革，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还将显著地影响国际秩序。 # 工程实践：百工施巧擘画新象根基 中国工程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的重要体现，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共同发展产生了深远积极影响。中国工程实践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缘政治影响呈现多维度、系统性的特征。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在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工程项目。这些实践有效提升了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与产业发展能力，促进了当地就业与民生改善，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从地缘经济角度看，中国工程实践推动了互联互通，强化了亚洲、非洲、欧洲等多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了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网络。这有助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各国带来共同发展机遇。 2025年，是中国工程实践的大年。在能源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密集开工。2025年2月26日，“柴达木格尔木东沙漠基地电源项目”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约800亿元，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集成光伏、风电、清洁煤电、电化学储能和光热等多种能源形式，是我国构建“沙漠治理+新能源开发”综合示范体系的典型案例。2025年9月16日，“藏东南至粤港澳大湾区±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在广东、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正式启动建设，该工程输电线路全长2681公里，跨越西藏、云南、广西、广东四省区，额定输电容量1000万千瓦，计划于2029年全面投运，每年可向粤港澳大湾区输送超43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相当于替代标煤约1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300万吨，工程总投资约532亿元，成为世界上输电能力最强、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特高压柔性直流工程。2025年7月19日上午，“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这项重大工程预计耗时10年完成建设，总投资约1.2万亿元。这些能源工程的实施，不仅直接拉动工程机械、建材、能源等上下游产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为经济增长提供托底力量，还为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的关系打下新的基础。在交通制造方面，复兴号CR450型电力动车组正开展运用考核，其设计时速已经超过450公里，为未来欧亚大陆的交通联通提供更多可能。2025年，我国研制的16.66米超大直径泥水盾构机“沧渊号”正式投入使用，成为我国已下线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国在交通制造方面还为其他国家做出了贡献。在孟加拉国，中国承建该国最大铁路项目。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修建长达19.2公里的帕普 铁路卡姆奇克隧道，被誉为中亚地区第一长隧道。这些成就标志着中国在交通及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显著提升。 中国工程实践始终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附加政治条件，尊重各国发展道路选择。这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模式，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发展，促进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今，工程实践已经担负起战略通道重构、发展范式转型、治理模式创新和区域秩序重塑的重任。未来，中国将继续以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为目标推进国际工程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这些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 科技创新：科道跃渊铸就山河棋枰 科技创新方面，中国已进入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体系能力提升的重要转折期。部分前沿方向开始并行或领跑。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信息基础设施部署超前，成效显著，呈现领先态势。其中，通信技术、宽带网络设备研发步入国际先进行列，固定宽带、LTE和IPv6升级改造全面完成；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质优价廉的光纤和4G网络；5G网络建设速度与规模位居全球第一，成为5G标准与技术的全球引领者之一；量子信息领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的转变。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二号”和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二号”使我国实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能源领域，我国已建成较为完备的能源工业体系，能源开发效率高，资源勘探、开采和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当前，我国已形成煤、油、气、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多能源供应体系。氢能领域光催化和生物质制氢等部分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核能发展已具备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条件，钠冷快堆、高温气冷堆等第四代反应堆研发走在世界前列；特高压直流输电和柔性直流输配电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油气开发已形成具有特色的技术体系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材料领域，我国已建成门类齐全的材料产业体系，材料生产能力强大。新材料发展势头强劲，量子材料、石墨烯、纳米材料和超材料等前沿热点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高性能复合纤维、复合材料、大飞机用锂铝合金等先进基础材料的生产和应用水平显著提高。整体而言，正处在由中低端产品自给自足向中高端产品自主研发、进 口替代的转折阶段。在空间海洋领域，我国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话语权持续提升。随着“嫦娥五号”“天问一号”探索深空，我国航天能力整体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载人潜水器“奋斗者”、极地破冰船的投入使用，填补了装备领域的空白；同时，我国是海洋渔业领域全球唯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量的国家。农业领域，我国粮食生产不断迈上新台阶，粮食产量稳定在“高水平台阶”。现代农业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 $70\%$ ；耕地利用强度进一步降低，农业绿色发展动力强劲；农业基础前沿研究发展较快，发明专利量居世界首位。医疗领域，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是全球进步幅度最大的。我国传染病防控自主创新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的基础研发能力不断提高，创新药物能力提升至国际第二梯队；信息技术助力智慧医疗发展迅速，极大提升了就医效率。 2025年，中国的科技创新已成为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变量。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科技企业展现出强大内生动力，在芯片制造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标志着在半导体领域从“追赶”到“制衡”的核心技术竞争转折；我国积极参与智能时代治理叙事框架的制定，在国际舞台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代表着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与数字安全领域从“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的转折；我国还将稀土作为关键杠杆，展现出非对称影响力，标志着从供应链优势到战略资源博弈关键反制能力的转折。这“转折点”不仅体现在技术实力的“硬提升”，更体现在对技术发展路径、治理规则和标准制定的“软塑造”。我国的科技创新是一场关于发展道路、治理模式和未来世界秩序的深层互动。 2026年，科技创新、工程实践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将呈现更深层次的融合与张力。一方面，信息领域、能源领域和高端制造等将加速从实验室“奇点”迈向产业化“拐点”的进程。另一方面，工程实践的核心命题将从“解决单一复杂问题”转向“构建跨域韧性系统”，将更紧密地嵌入地缘战略。在此驱动下，我们也会迎来更多的规则竞争与合作。2026年或许不会诞生一个清晰的新秩序，但技术发展的前沿、工程系统的边界与国际政治将会更深地融合，共同勾勒出一个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初步轮廓。 #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成立于2018年11月7日，由傅莹创建，是聚焦国际战略与安全领域研究的清华大学校级智库。中心有两大目标：一是研究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及战略与安全问题，跟踪国际形势变化，为决策提供参考和建议，向社会传递理性专业声音；二是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阐释和传播中国的理念和政策主张，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提升清华大学在战略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力。 中心实行管委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设立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指导和顾问机构，中心下设美欧研究、全球治理研究、欧亚研究、人工智能治理等研究方向，设有致力于国际传播的子品牌“中国论坛”以及覆盖国内外一流高校的学生学术项目“战略青年”，指导清华大学学生全球战略研究协会和中美新声人文交流社团。 #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tsinghua.edu.cn 010-62771388 清华大学明理楼428A室 http://ciss.tsinghua.edu.cn @CISSTsinghua CISS Podcast 微信公众号 官方网站 捐赠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