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3-莫卡特斯中心-美国是否需要更具针对性的高科技产业政策_（英）_64页_459kb

《美国是否需要针对高科技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工业政策？》—— Adam Thierer 与 Connor Haaland

背景及主张

• 广泛的呼声主张美国政府应效仿中国和欧洲，通过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工业政策”来促进高科技领域创新并提升全球竞争力。
• 美国确实有着悠久的工业政策传统，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2009年奥巴马政府的《复苏计划》以及近期拜登政府的《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法案》。
• 核心论点： 美国应当放弃更明智的选择：致力于较为通用的发展战略，而非集中资源和规划去挑起赢家和输家。基于历史证明，政府参与、高科技区域集群发展、研发税收抵免、大学研究以及国防研发努力大多并不明确促进通用意义上的创新，反而催生官僚主义、寻租、低效运营、浪费资金和失败殆尽等后果。相比之下，政府应专注于创造有利的法律和监管环境，促进企业家精神、投资、创新和自由贸易，吸引风险投资以及支持通用的研究与发展（R&D）努力。

关键发现与论据

1. 历史教训：

   • 传统的工业政策路线记录极差： 远眺日本、韩国、欧洲和苏联的尝试，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工业政策”常与官僚主义、寻租、浪费和失败有关。
   • 中国模式的警示： 尽管近来中国加大了规划力度（如“中国制造2025”），但这并不是其经济成功的真正原因；其成功源自市场改革、对外开放和成本优势。
   • 欧洲努力的失败： 主要案例包括法国的“莫里泽计划”（Minitel和互联网落后）、德国与法国的“魁亚洛计划”（Quaero搜索引擎消耗品）、“伽利略计划”（Galileo卫星导航系统）、“网络X计划”（GAIA-X）等，普遍遭遇了技术路线错误、成本超支、时间延误、商业失败和“既得利益集团绑架”。
   • “通用”优势的历史性来源： 美国在计算和互联网革命崛起并非来自政府规划，而是源于营造促进创新、创业的环境、开放移民、教育投资和资金支持。市场力量和企业家精神是关键驱动因素。

2. 理论问题：

   • “定义幽灵”： 工业政策包含广义目标（如增加创新、竞争力），应仅限于特定领域的高密度干预，还是有可能过度到几乎无所不在的公共政策（如贸易、税收、教育）？
   • 贴上标签的危险： 将激励创新视为政府特殊努力，可能低估市场的贡献，并在市场过程中忽视政府行为（如国防资助）的“溢出效应”，可能导致“涵盖所有例外情况”的“大杂烩”。政府干预未必像其鼓吹者所声称的那样“创造结果”。

3. 对替代工具的评估：

   • “区域发展工具”（包括集群）： 政府努力通过研发税收抵免（R&D tax credits）、大学研究、国防研发、区域集群等培育创新生态系统。然而，无论是大型政府项目（如SEMATECH, SDIO project）还是分散的小规模项目（如SBIR, SBIC）都解决了经验和知识不足的问题。
   • 研发税收抵免： 内部机制效率低下，扭曲了投资类型，成本不由纳税人承担，但其效果仍需通过反事实来判断；基本研究和共同基金更有效。
   • 大学研究与国防研发： 大学和研究机构通常是公共和私人投资的目标。然而，很难将成果归因于政府援助，且政府支持常在改善general研发环境方面发挥作用。
   • 行业“竞赛”与奖项： 竞赛和奖项（如“大挑战”Grand Challenge）提供了一种通过关注目标而非结果来激励创新的方式，消费者只通过结果才能使企业受益，但政府通过竞争机制在市场无法提供或不太重要的领域发挥作用。

重点结论与建议

1. 辨明“通用”与“靶向”： 政府支持特定行业的努力无法保证创新或经济增长。政府应专注于制定旨在促进创新的法律和监管环境是关键，而不是“划定道路”并投资。投资通用研发也许更重要。
2. 专注于建设环境： 创新需要容忍新事物和奇思妙想；社会和政治对增长、风险承担和企业家行为的态度至关重要。政府应解决阻碍开放和竞争公平的管制和司法障碍。
3. 避免笼统地思量目标： 在当前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决策应当基于历史教训而谨慎做出，避免重蹈覆辙，尤其是基于失败意向或典型问题的“救济行动”。
4. 重新审视以往“独特”的成功预见： 许多被提及的工业政策“成功”受到历史叙述和新神话的影响；许多创新萌芽于非目标定向的创新体系内部顺序，而无法归因于政府干预。
5. 优先顺序： 政府应该将目光放在设定能够鼓励企业家精神和自由企业制的环境上，而不是沉迷于“喜闻乐见”的领域。

综上所述，这篇评论强调了保持低调、不受约束的方法的潜力，并重新强调了政府过度干预、规划和针对特定技术进行产业扶持所带来的风险，再次证明了通用发展战略的潜在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