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银行-Migration-and-Remittances-in-the-Former-Soviet-Union-Countries-of-Central-Asia-and-the-South-Caucasus-_-What-Are-the-Long-Term-Macroeconomic-Consequences__21页_418kb

总结：《前苏联国家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迁移与汇款的长期宏观经济学影响》

核心内容

本研究分析了前苏联国家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CASC）的迁移和汇款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重点考察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这四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迁移规模较大，且汇款占GDP比例较高。

主要观点

• 迁移与汇款的宏观影响：大规模的工人迁移和汇款流入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短期来看，汇款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提升国内需求和缓解外汇约束。但长期来看，这些影响可能带来结构性问题，如经济结构向非贸易部门倾斜、实际汇率升值以及出口竞争力下降。
• 汇款与荷兰病现象：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因大量汇款流入，出现了类似荷兰病的效应，包括支出相对于产出的扩张、服务部门在GDP中占比上升、实际汇率升值以及贸易表现恶化。相比之下，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因汇款占GDP比例较低，经济结构变化不明显，贸易表现更好。
• 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指数（HCI）远高于其人均收入水平，表明其教育和健康系统较为发达。这使得劳动者能够迁移到人力资本较低但资本密集度较高的国家，从而提高产出和收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互补的，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更适合操作高科技资本。
• 经济结构的转变：随着人均收入上升，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的经济结构显著向非贸易部门倾斜，服务部门在GDP中的占比上升，而贸易部门则受到挤压。这种转变可能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出口竞争力。
• 实际汇率的调整：采用Balassa-Samuelson理论计算调整后的实际汇率，结果显示这些国家的实际汇率有升值趋势，可能影响其国际竞争力。

关键信息

迁移趋势

• 亚美尼亚：2000-2005年净迁出率-10.6‰，2010年后大幅下降。
• 格鲁吉亚：2000-2005年净迁出率-12.1‰，2015年后净迁出率转为正。
• 吉尔吉斯共和国：2000-2005年净迁出率-6.9‰，2010年后持续净迁出。
• 塔吉克斯坦：2000年以来净迁出率保持稳定，约为0.2-0.25‰。
• 其他FSU国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净迁出率较低，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为正，但规模较小。

汇款流入

• 吉尔吉斯共和国：汇款占GDP比例从2000年的2.8%上升至2015-2018年的30%。
• 塔吉克斯坦：汇款占GDP比例从2000年的9.3%上升至2010-2014年的40.1%，2015年后下降至29%。
• 亚美尼亚：汇款占GDP比例从2000年的12.9%上升至2010-2014年的18.3%，之后下降至13.1%。
• 格鲁吉亚：汇款占GDP比例从2000年的6.7%上升至2010-2014年的11.2%，之后稳定在11.4%。
• 乌兹别克斯坦：汇款占GDP比例从2005-2009年的7.3%上升至2010-2014年的9.4%，之后下降至3.4%。

人力资本与迁移

• 人力资本水平高：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指数（HCI）远高于其人均收入水平，表明其教育和健康系统较为发达。
• 迁移收益大：劳动者迁移到人力资本和资本存量更高的国家（如俄罗斯）后，产出显著提高，收入增加。
•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互补：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更适合操作高技术资本，因此迁移带来的产出提升不仅依赖于资本存量，还与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

经济结构变化

• 支出与产出比例上升：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的总支出占GDP比例显著上升，从2000年的105%和109%上升至2010-2015年的141.6%和145%。
• 服务部门扩张：服务部门在GDP中的占比在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分别上升了15和10个百分点。
• 贸易部门萎缩：服务部门扩张的同时，贸易部门产出下降，表明经济结构向非贸易部门倾斜。

实际汇率变化

• 实际汇率升值：根据Balassa-Samuelson理论，随着人均收入上升，实际汇率有升值趋势，可能削弱出口竞争力。
• 调整后的实际汇率：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得出，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的实际汇率有显著升值，而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升值幅度较小。

结论

迁移和汇款对CASC地区的FSU国家产生了显著的宏观经济影响。吉尔吉斯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因汇款流入较大，表现出类似荷兰病的特征，经济结构向非贸易部门倾斜，实际汇率升值，贸易表现恶化。相比之下，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因汇款占GDP比例较低，经济结构变化不明显，贸易表现较好。人力资本的高水准使得劳动者能够迁移并获得更高的产出和收入，但这种优势在这些国家并未转化为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反而可能加剧结构性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