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联贸易_2026_年全球调查报告_32页_1mb
报告摘要
安联贸易 2026年全球调查报告总结
核心内容概览
本报告基于安联贸易对6000家出口企业(涵盖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波兰、新加坡、西班牙、阿联酋、英国、美国及越南)的调研,分析2026年全球贸易环境及企业应对策略的变化。报告揭示了地缘政治冲突、美国加征关税、付款期限恶化、可持续发展共识破裂以及人工智能应用差异等关键议题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主要观点与关键信息
1. 地缘政治风险主导企业担忧
- 地缘政治风险首次成为 $65%$ 企业的首要担忧,取代了供应链复杂度( $45%$ )。
- 伊朗冲突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尤其影响越南、泰国等缓冲能力薄弱的国家。
- 供应端风险(供应商破产、原材料短缺)上升至 $57%$,与全球破产率上升 $24%$ 相吻合。
2. 美国关税政策持续影响全球贸易
- 美国关税税率仍维持在 $9%$,企业已调整贸易与供应链路线以规避风险。
- 80% 的企业已进行路线调整,越南(88%)、印度(87%)和法国(85%)表现最为积极。
- 中国和德国企业对贸易战影响的担忧仍最为强烈,分别有 $50%$ 和 $49%$ 预计会受到负面影响。
3. 付款期限延长与坏账风险上升
- 企业对付款期限延长的担忧上升至 $43%$,其中西班牙(+7个百分点)、印度(+9个百分点)和越南(+18个百分点)增幅最大。
- 预计付款周期超过70天的企业占比达 $24%$,其中造纸、建筑、制药、农粮食品和计算机及电信行业受影响最严重。
- 坏账风险上升的担忧增加6个百分点,印度、美国和巴西预计风险上升比例最高( $54%$、 $47%$ 和 $45%$ )。
4. 全球贸易格局重构
- 美国吸引力下降,仅 $13%$ 的企业将其视为增长市场,而欧洲与亚太地区受益显著。
- 产能回流趋势加速,欧洲(尤其是波兰、英国和法国)和亚太地区(越南、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成为主要受益者。
- 中国吸引力大幅下滑,仅 $23%$ 的企业计划扩大在华布局,本土留存意愿从 $32%$ 降至 $16%$。
5. 可持续发展共识破裂
- 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投入意愿下降22个百分点至 $62%$,其中中国( $47%$ )、英国( $55%$ )降幅最为显著。
- 可持续发展措施主要集中在供应链端( $59%$ ),而公司治理( $34%$ )和高管激励( $29%$ )进展缓慢。
-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实施加剧了市场准入壁垒,而美国则减少了相关措施,造成监管碎片化。
6. 人工智能应用呈现双速格局
- 人工智能在出口企业中已基本普及,仅 $0.5%$ 未使用该技术。
- 新兴市场(如印度、巴西、阿联酋)在人工智能应用深度与战略融合度上领先,印度 $63%$ 的企业预期人工智能可在12个月内实现 $15%$ 以上的成本削减。
- 发达经济体(如英国、美国、德国)在人工智能应用上更为保守,仅有 $18.5%$、 $29%$ 和 $22%$ 的企业将其视为战略核心。
7. 贸易融资环境趋紧
- 付款账期延长已成为普遍现象,仅 $7%$ 的企业能在30天内回款。
- 贸易融资风险上升,预计付款期限恶化的比例达 $43%$,制药、建筑、计算机及电信行业尤为严重。
- 银行贷款( $46%$)和内部现金流( $44%$)仍是主要融资方式,政府支持的重要性下降。
重点趋势分析
地缘政治冲击
- 中东冲突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越南、波兰、英国和美国企业担忧情绪最高。
- 企业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包括寻找替代航运路线(越南60%、美国55%)、加快清关流程(越南64%、印度56%)等。
人工智能应用
- 印度、巴西和阿联酋在人工智能投资上最为积极,分别有 $65%$、 $51%$ 和 $41%$ 的企业将超过 $20%$ 的信息技术预算投入人工智能。
- 投资回报不确定性成为主要障碍,尤其在发达市场(阿联酋 $35%$、德国 $31%$、美国 $30%$)。
- 人才短缺也是制约因素,尤其影响中国、印度和越南企业。
供应链调整
- 企业更倾向于缩短供应链、加强本土市场依赖,以及在政治稳定地区获取市场份额。
- 中国和越南是主要的供应链去耦合受益方,但中东冲突使其面临地缘政治风险。
贸易融资与付款风险
- 付款账期延长成为常态,预计超过70天的企业达 $24%$,其中西班牙、新加坡、印度和越南增幅最大。
- 坏账风险上升担忧增加,印度、美国和巴西受影响最严重。
结论
2026年全球贸易环境持续恶化,地缘政治风险成为首要挑战,叠加美国关税政策、付款账期延长和可持续发展分歧,使企业经营面临多重压力。尽管如此,企业仍保持一定的增长预期,尤其是新兴市场表现更为积极。人工智能和供应链调整成为企业应对风险的核心手段,但其应用和投资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全球贸易格局正向区域化、本地化方向演变,亚太地区(不含中国)成为主要受益方,而中国则面临外迁和投资意愿下降的双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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