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银行】2024居民养老经济学分析报告_10页_936kb

居民养老的经济学本质在于应对寿命不确定性带来的全生命周期收支缺口。在理想经济模型中，理性人可通过规划收入与消费路径实现效用最大化，退休后消费水平与年轻时保持一致。然而现实世界中，实际寿命与预期寿命存在偏差，导致经济风险。当实际寿命短于预期时，储蓄未被充分利用；当实际寿命超出预期时，储蓄不足形成"长寿风险"。随着人类预期寿命持续增长，这种风险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

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自1970年以来提升超过20岁，已接近美国水平。但法定退休年龄和老年就业率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意味着我国居民工作年限较短。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75岁以上男性和70岁以上女性成为主要的"长寿风险"群体，2022年合计占总人口比重达74%。为应对风险，居民倾向于抑制消费、增加储蓄或延长劳动时间，宏观层面表现为总消费偏低、总储蓄偏高。

现实中的预防性动机与遗赠动机进一步强化储蓄行为。老年医疗支出占总消费比重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且我国居民医疗自付比例偏高，加剧财务风险。遗赠动机方面，高收入群体因后代消费边际效用更高而更倾向储蓄传承。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相对消费仅为工作人口的85%，而美国和日本超过130%。这种消费曲线向下倾斜现象可能与中国特有的预防储蓄和遗赠储蓄文化相关。

传统"养儿防老"模式通过跨代际转移支付对冲长寿风险，但面临双重挑战：一是代际合约缺乏法治保障与激励机制，二是存在"啃老"现象。国际比较显示，中国家庭转移支付占比20%，远低于日本的接近零，也低于东亚其他地区。许多国家已出现老年人反向补贴家庭的现象，反映家庭养老模式的局限性。

当前应对机制已从个人家庭扩展至金融机构与政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要求金融机构创新养老金融产品，政府完善公共养老制度。只有多主体协同构建养老保障体系，才能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目标，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模型显示，预期寿命增长将导致居民效用下降，可持续经济增长成为提升福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