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世界发展银行全球_Four_Critiques_of_the_Redistribution_Hypothesis___An_Assessment_24页_694kb

四项对再分配假说的批评：评估

核心内容

本文由Branko Milanovic撰写，是对其关于中位选民假说的再分配假说的重新定义及其实证检验方法的批评进行评估。作者提出了再分配假说的两个主要部分：

1. 市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再分配的程度越强。
2. 某个收入分位数的市场收入份额增加，其再分配收益（sharegain）会减少。

作者使用了来自Luxembourg Income Study（LIS）的微观数据，基于家庭层面的市场收入（pre-redistribution income）来测试再分配假说，而非通常使用的可支配收入。他强调，这种做法避免了将选民定义为工资收入者或基于可支配收入的排名所带来的逻辑错误。

主要观点

• 中位选民假说的局限性：中位选民假说基于理论，但难以准确实证检验，因为它依赖于对中位选民身份的主观判断。作者认为，应采用更直接的再分配收益（sharegain）来衡量再分配效果。
• 再分配收益的定义：再分配收益是指某一收入分位数在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与在市场收入中的份额之差。这一指标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再分配对不同群体的影响。
• 市场不平等与再分配的关系：作者发现，市场收入越不平等，再分配的力度越强，尤其是对最贫困群体的再分配更为显著。
• 批评的分类：本文讨论了对再分配假说的四项主要批评，包括国家效应、激励或内生性问题、自动稳定器的影响以及对法律意图的误解。

关键信息

1. 国家效应（Country Effects）

• 作者使用的是国家固定效应回归，而非跨国家比较。
• 这意味着结果无法直接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再分配差异的原因，如瑞典与美国的再分配差异。
• 再分配差异可能由其他深层变量（如社会政策历史、文化、信任等）决定。

2. 激励或内生性问题（Incentives or Endogeneity）

• 批评者认为，再分配收益的测量可能受到福利制度影响，导致行为改变，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
• 例如，失业救济金的增加可能促使更多人失业，从而增加再分配收益。
• 作者反驳称，这种批评忽略了所有社会转移支付都可能影响行为，且福利制度的慷慨程度本身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其对再分配的影响。

3. 自动稳定器（Automatic Stabilizers）

• 批评者指出，经济衰退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从而使得更多家庭进入低收入分位，导致再分配收益上升。
• 这意味着再分配收益的增加并不一定反映福利制度的更加慷慨，而是经济状况变化的结果。
• 作者建议在回归中加入经济周期变量（如失业率）作为控制变量。

4. 法律意图与实际再分配（Legal Intentions vs. Actual Redistribution）

• Kenworthy和McCall认为，公众在选择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时，关注的是制度的“法律意图”或“计划性慷慨”，而非实际再分配效果。
• 作者指出，这种区分并不明显，因为法律意图的主观评分难以准确转化为可衡量的变量。
• 实际再分配收益仍然是衡量公众偏好的有效方式。

实证分析

• 作者使用了20个OECD国家1967-2005年的数据，共110个观测值。
• 通过回归模型（1）和（2）测试了再分配假说的两个部分。
• 在模型（1）中，市场收入基尼系数（Gini of marketP income）每增加1点，再分配带来的基尼系数下降幅度在0.438到0.473之间。
• 在模型（2）中，各收入分位数的市场收入份额与再分配收益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市场收入越不平等，再分配收益越高。

总结

作者认为，尽管存在多种批评，但其方法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并在实证上得到了支持。再分配收益的测量提供了一个更直接、更准确的方式，来评估再分配政策的效果。同时，他指出，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福利制度本身的内生性和政治决策过程。再分配假说的实证检验应关注市场收入与再分配收益之间的关系，而非仅限于中位选民的理论框架。